牛仔裤裤脚外翻，现在依然流行这么穿。
那段时间，我也尝试过非常流行的外贸单，但我没有渠道拿货，好不容易进了一批男款长袖衬衫，最后卖得马马虎虎。试过几次之后，我还是决定卖自己设计的衣服。
到了秋冬季，我设计了一款大衣，上身很短很窄、下身很大，它是我从日本杂志上找的灵感，觉得好看，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出来。其实这件大衣很挑身材，不是什么人都能驾驭，而且一件卖180块，价格不便宜。但就是这款特别的衣服，吸引了很多人来买，也让我交到了不少朋友，外企白领、老外、服装学院的教授……甚至电视台都来摊位前做采访。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哥哥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对方是条件很好的高干子弟，父母都是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哥哥觉得这个男生适合我，他说“女孩子就该找个安稳人家早早嫁了”，而我自己还懵懵懂懂。在一起没多久，我发现自己*了，便顺应两家人的心意匆忙结了婚。
那段时间，筹备婚礼和孕期的种种不适让我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在事业上的投入，合伙人也选择离开，服装生意很快陷入瓶颈。事业不顺，我在婚姻中也没有获得任何慰藉。我丈夫脑子聪明，朋友很多，爱打牌、打麻将，还经常赢些小钱，但我觉得那些都不是我喜欢的。
我们两个差异最大的还是在观念上，在他看来，即便是在我当女工的阶段，都应该对现状满足，用他的话说，“你有饭吃，还能活就行了”。或许，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差别吧，两个人的想法总是格格不入。我当时没接他的话，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逃离，逃离这个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我保留下来的老照片，下身穿的是下摆很大的喇叭裤。
上世纪九十年代，赴日留学潮正在兴起，几乎每个上海人身边都有亲戚朋友跃跃欲试，我哥哥也在一年前投身其中。1988年，我的孩子刚满一岁。知道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哥哥在电话那头鼓励我：“来日本读书吧，能打工赚钱，还能改变命运”，听了他的话，我心动了。
在我们家，从小到大一直是我自己为自己做主，这一次也不例外，知道我的决定后母亲也不再多说。我心里很舍不得孩子，但明白必须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帮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日本。1988年8月15日，带着对现状的不甘和对未来的期盼，27岁的我从上海虹桥出发，坐上了飞往日本大阪的飞机。
落地后是哥哥来接的我，可能是不想我吃苦，哥哥退了原本租住的学生宿舍，在市区租了一套公寓与我同住，这样能有个照应。公寓的位置离学校和打工的餐厅都很近，可以让我不必在通勤上耗费太多时间。
我每天早上9点半到语言学校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以后就去买菜做饭，晚上六点半准时去打工，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半，每天打8个小时的工，回到家倒头就睡。我既不会英语又不会日语，最初只能在一家卡拉ok店当洗碗工，老板同时还是我的担保人，借机把我的工资压得很低。
这是到日本之后拍的，我在体验别人的摩托车。
因为语言不通，我在上班的地方放了一个小字典，遇上有日本人跟我说话，我就递给对方纸笔请他写下来，等我干完活再去翻词典，然后用笔记下来。时间长了，我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日语中的一些常用语。除此之外，我还要求自己每天睡前多背20个单词，三个月后，我便能用日语简单交流。
除了去语言学校上课、回家赶作业，我的时间几乎都用来打工赚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这样的忙碌状态坚持了近两年，虽然过得疲惫，但我很享受，因为每一天的努力都能让我看到未来，不像在糖果厂的日子那样，一眼望不到头。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我的语言签证也即将过期。当年很多人为了能继续留在日本，会选择当黑户，这是留下来赚钱的最快方式。可我不能这么做，我很牵挂在上海的女儿，需要护照才能飞回国去看她。
语言学校毕业后，我在东京找了一所四年制的服装设计学校，盘算着念完书就在日本找一个和专业相关的工作，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拿到工签。我也明白，这意味着我必须付出比以往多得多的努力。
1990年，29岁的我在服装学校，穿自己设计的服装拍了照片。
有次下课回家，我来不及吃晚饭匆忙去打工，到了打工的餐厅又不好意思跟店里的其他员工说，抽了两根烟就开始干活。后来忙着忙着我明显感觉到心悸，浑身不舒服，出了很多汗，整个脸煞白，老板问我怎么了，我才说“感觉不太舒服，可能得请假”。
当时打工的餐厅在一个地下室，四面没有窗户，老板同意后，我扶着墙缓缓向上面走去，推开门呼吸到户外新鲜空气的一霎那，其实已经觉得舒服了不少。接着我骑上自行车，慢慢往家里走。一路上，我越骑心里越不是滋味，到家以后只觉得心疼：因为请假，少了一天的工资，真的好可惜啊！
在日本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是这么计算着过，收到的工资，我基本上全部攒起来寄给了父母和公婆，用来填补他们的日常开支。靠我自己辛苦打拼赚钱养家，再加上有哥哥在身边相互扶持，远在上海的亲戚们或许都觉得我过得不错，基本不会干涉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