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像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革命暂时进入低潮，而*领导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充满了艰苦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林彪自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艰苦，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林彪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其实从大革命失败后，加上此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以致在党内和红军内部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
*对井冈山斗争环境的艰苦并不否认，同样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林彪在会上发表了悲观的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受到*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给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者去苏联学习。
一九三〇年元旦，林彪提笔给*和陈毅写信，信的内容除向他们俩人祝贺新年外，还建议新前委召开一个扩大会。在信中，林彪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思想并非林彪一人所有，在红四军、全党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而这种悲观主义看法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殖民地的特点搞清楚。而正是中国社会这个最主要的特点，造成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敌人又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阔的农村尤其是各省间的交界地区和偏远的乡村，敌人则无法占领，成为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恰恰就在不同统治集团的缝隙中，在四周的白色政权中，能够有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
面对林彪来信征求意见，*想利用这个机会以党内通信的书面方式，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进一步彰明他对革命前途和革命道路的看法。
*写道：“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继而语重心长地写道：“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的。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随即，*从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入手，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提出了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政策，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农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在回信中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时期，是毫无疑义的不远了。”
在信的最后，*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茫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的这封回信是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之后又一篇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马列主义光辉著作，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乡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确立和形成。
此文之重大历史意义已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