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马丽在《东北虎》时，感受到了耿军作品中的这种变化。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往他的戏大多是以男性角色为主，女性角色较少，这一次他的作品相对柔情了，会让你觉得很温暖、有爱。”
获奖之后从2002年第一部短片开始算起，耿军已经拍了快20年电影。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点点经历着与观众的见面和来自电影节的荣誉。然而，拿奖这件事在耿军的叙述中，往往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并不隆重。
2003年，他拍摄了第一部长片《烧烤》。灵感源于《北京晨报》的一则社会新闻：两个外来打工者没钱回家过年，于是绑架了一个陪聊女。耿军找了摇滚乐队的两个鼓手出演，在石景山的一个小院儿里拍了18天。后期做完后，耿军觉得“太闷了”，主演们也一致表示，这片子太难看了，为了脸面，以后还是封存起来。
过了没多久，《烧烤》被选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放映。那个教室有200个座位，放映当天全部坐满，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耿军坐在第一排，非常紧张，整个过程上了七八次厕所。期间，观众席响起一片又一片笑声，耿军手心出汗，腿一直抖。“他们在嘲笑我。”他想。
次年，《烧烤》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和鹿特丹电影节。
导演耿军工作照
《轻松 愉快》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时，没有主创与他同在，只有一些同时入围的人们互送纪念品。耿军也没什么可送的，就给每个人送了一盒“芙蓉王”。
颁奖典礼结束后，距离耿军坐飞机回国只剩3个小时的时间了，他抱着奖杯回酒店收拾行李，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圣丹斯电影节给每位导演发了一件印着电影logo的羽绒服，他一直穿到了现在，包括《博客天下》的采访现场。
直到2021年6月19日，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公布那晚，耿军才感觉到气氛变得与以往不同。宣布《东北虎》获得最佳影片后，主创团队们抱在了一起。颁奖辞说：“影片用象征性的喜剧手法，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对于未来的向往。”台上，站在边上的张志勇一直在抹眼泪。
那晚的庆功宴上，耿军喝了很多酒。他看到美术指导兰志强坐在那儿，冲他大喊：“兰志强！你得奖了！”看到剪辑助理，又喊：“你得奖了！”几个回合下来，章宇主动站起来，对着耿军喊：“导演！我得奖了！”
大量的媒体向他涌来。拿奖后的一周时间里，耿军面对连番的采访，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对于他而言，那像是一场长跑，“一天要说一个月的话”。
2022年1月14日上映的《东北虎》，是耿军第一部登上院线的作品，宣传期间，他似乎又开始了一次长跑，媒体采访和映后交流，从早到晚排满了。
电影第一次走进院线，耿军不觉得自己的作品需要面临所谓商业的审判，只是提供“审美趣味的多样性”。对于票房，他有期待，但也“没有那么期待”。
和耿军合作多年的制片人王子剑认为，耿军需要摆脱以往独立制作的蛮荒状态，进入电影工业拍电影，“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是唯一能够保证他继续创作的办法。
对此，耿军没有反对。不过所谓“电影工业”，在耿军看来有着更平民化的理解——可以拍夜戏了。“我以前不敢拍夜戏，因为没有灯光，接下来的电影我也可以拍夜戏了，这不就是工业的支持吗？”
最早，他拍电影连DV也买不起，只能给广播电台打热线电话说“招募摄影师”，连人带设备都算借用。拍摄《东北虎》之前，他一直沿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制作方式。拍摄条件改变了，但他希望保持一种“充分的自由”。
保持充分的自由，是耿军对于创作和人生的坚持。今年他46岁，没有任何房产，过年回鹤岗，仍然住在父母家里，觉得特别自在。早年间，父母曾提出给他在北京买房，他们交首付，耿军还贷款。他觉得那样会掏空整个家庭，没有同意。
如今，他十分庆幸自己没有“掉入这个漩涡”。“我没有干这个事，所以我现在充分自由。我，无产者。”
自由也成为耿军电影创作的基石。他遇到过困境，但精神却突破了困境。就像他的电影中的那些主人公，总还会找到一点出口，有着苦中作乐和笑对生活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