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那个家庭里，小平同志和孩子们都得听卓琳的，而这一切又都要围绕着小平同志。
只因为她明白，丈夫身上承担着太重太重的责任，自己务必要把家里这摊子管好，不能够让他分心。
需要小平同志处理的事情都是大事，往往比较费思虑，他便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卓琳就规定只要他在忙，家里谁也不能吵到他。
待他累了或者干完了工作，才带孩子们到他跟前，聊聊闲天让他放松一下。
三年困难时期，上上下下都受到了影响，小平同志以往喜欢龙井，这个茶叶很贵。
可是，一向精打细算的卓琳，还是保持着丈夫的这项喜好，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为他沏上一杯。
待丈夫喝得没啥滋味了，她才接着喝剩余的茶根，而家里自然也更加紧巴了。
晚年，小平同志戒烟了，卓琳就不许任何人再在家里抽烟，尤其是不能在他当面抽烟；
再有，小平同志一年四季的穿衣盖被，与每晚吃多少安眠药，都是由卓琳来定。
什么是深爱？这一定就是了。
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是有些霸道的偏爱，是委屈自己的成全，是苦乐同行的陪伴……
而正是这些，让小平同志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获得了平和，从而能够在日后力挽狂澜，为新中国再造新颜。
在大家的印象里，小平同志晚年似乎是在一直战斗着的，那种锋芒好像掩藏都掩藏不住。
确实是这样，当直面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必须得站定青山不放松。
可他平常时候并不这样的，与其他老人家一样，脸上总带着温煦的笑容，说话也和和气气的。
1979年7月，小平同志再一次登临黄山。
他是秘密来的，本不打算搞得路人皆知，可还是被游客给认了出来，传播之下几乎所有游客都知晓了，都想要见见这位传说中的伟人。
黄山景区的工作人员知晓后，临时控制了上山人数，本是为着小平同志的安危考虑，却惹得他颇为不悦，严肃批评道：
“这怎么能行呢，让群众上山，不要因为我就搞特殊。”
大多数游客都只是怀着仰慕之心，与小平同志合个影就特别满足了，却有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比较例外。
只见他气喘吁吁的来到小平同志面前，带着满脸的兴奋说：“邓伯伯，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昨天就来过了，听说您来了，我今天再来一次。”
小平同志笑着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新闻的。”“哎呦，怪不得消息这么灵通啊。”
仅仅两句话，便拉近了与这个学生的关系，且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大概就是数十年风风雨雨所赋予给小平同志特有的风采。
1983年2月，小平同志在灵隐寺又遇到了类似的场景，被游客给认了出来，与大家合影期间，他主动与两位幸运的游客聊起了天。
那是一个中年人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小平同志是很喜欢孩子的，便上前逗着孩子说：“这个娃娃长得好可爱的，叫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