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为北洋大学堂首位毕业生王宠惠颁发的“钦字第一号”“考凭”，是为有史以来由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北洋大学堂“钦字第一号”“考凭”的获得者，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王宠惠（1881－1958）
总之，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王宠惠在1900年获得的这张“钦字第一号”“考凭”，堪称前无古人，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由本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第七，北洋大学堂首开中国大学本预科肄业生、毕业生及教师出国留学之先河。
1899年春，北洋大学堂将头等学堂工程专业学生黎科与律例专业学生张煜全、王建祖3人以及二等学堂学生张奎、金邦平、周祖培3人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此举可谓开中国大学在校本科生及预科生出国留学之先河。当时，东京大学方面的文件将黎科称为“天津大学一级生”，张煜全、王建祖、周祖培为“天津大学二级生”，张奎为“天津大学四级生”，金邦平为“天津大学预备校一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印证了北洋大学堂当时的办学层次及水准已得到东京大学这所日本最高学府的高度认可，甚至其中的2名预科生还被认为已经具有本科生的水平与程度。
1899年底，在北洋大学堂首届毕业生行将毕业之际，学堂总教习丁家立便根据先前的办学计划，向盛宣怀提出每年派遣10名学生分别前往英、美两国留学，但一时未能实现。1900年夏，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与八国联军的入侵，北洋大学堂被迫停办，广大师生为躲避战祸，纷纷星散而去，其中有一部分前往上海南洋公学继续就读或任教。到了1901年夏，盛宣怀决定与时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傅兰雅（John Fryer）合作，委托其带领北洋大学堂的“毕业及头等学生八名”（后又加派一人）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并由南洋公学负责管理。
从1901年年中到年底，9名北洋大学堂公费留美学生分三批先后抵达加州伯克利大学就读，其中，陈锦涛曾任北洋大学堂算学教习（后又任教于南洋公学），王宠惠、王宠佑、胡栋朝、薛颂瀛、陆耀庭5人为该学堂首届毕业生，张煜全、严锦荣、吴烓灵3人为头等学堂肄业生，这样，北洋大学堂又开创了中国大学教师及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之先河。这9名学生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了一年左右之后，该校校长在学校的年度报告中高度称赞他们“在大学里的表现极佳，他们优秀的才华和能力为他们赢得了师生们的尊敬和敬仰”。
1902年2月24日，王宠惠等4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的前北洋大学堂学生致盛宣怀的信（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表现极佳”的张煜全、严锦荣、薛颂瀛、王宠惠等4名“以商律、商务为专科”的北洋“游学生”，却于1902年2月24日联名致信盛宣怀，向他抱怨道：“卜忌利（即伯克利）大学堂创办伊始，学科多未完备，与美国东方各省所设诸学堂其程度相去甚远。盖卜忌利为美国西鄙，僻处一隅，诚如甘陕之于中国，不问而知其非求学之地矣……生等顷在学堂中已居毕业之列，学堂所教授之书，类多在北洋大学堂时已习闻，欲求新学，实无几矣……卜忌利学校中工、矿二科实为美国超等之列，其余各科则自桧以下，无足道矣。”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当时的办学水平之高。最终，除薛颂瀛外，其余8人均先后转入美国东部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办学水平更高的著名大学就读，并且在1902－1906年间，均只用了短短数年的时间，便先后分别获得了法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矿学及地质学、土木、机械、桥梁等学科专业的博士或硕士学位。
1903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曾经充满自豪地写道：“耶路为美国最著名之大学，吾国学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陈君锦涛，曰王君宠佑〔惠〕，曰张君煜全，皆北洋大学堂官费生也……今年夏季卒业，其法律科，王君裒然为举首，受卒业证书时，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余人致答词，实祖国第一名誉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为黄种人，第二名为黑种人，第三名乃为白种人，各报纸竞纪之，谓从来未有之异数云。”
第八，北洋大学堂本科毕业生在全国各大学中率先被清政府赏给进士出身。
1903年4月，经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等人的不懈努力，该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正式复课，并恢复了大学预科。1905年，又恢复了大学本科（正科）。1910年夏，北洋大学堂的土木、采矿2门共有15名正科生毕业，“是为前清新学制颁定后大学学生毕业之始”。随后，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时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将这批学生的“各项考试试卷、教科书籍及学生著论说等”一并汇送至学部，并由学部奏请清政府指派张亨嘉、陈宝琛两位大臣会同学部对其进行最终的毕业考试，“计取列最优等三名，优等八名，中等四名”。由于其中3人正在丁忧期内，学部遂于当年12月10日奏请清政府奖励其余12人，“均拟请赏给进士出身”，并授予实官——最优等3名“受职翰林院编修或检讨”，优等6名“改翰林院庶吉士”，中等3名“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并于当日获准，其待遇相当于过去科举殿试及第者中的“一甲”地位。
在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之后，清政府仍然按照以往的科举旧习，开始对一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赏给进士出身。1910年12月10日，北洋大学堂的12名本科毕业生成为国内3所官办大学堂学生中最早获赏进士者；而在此时，京师大学堂这所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学府”才刚刚开办大学本科；至于山西大学堂，则直到1911年5月27日才有19名首批本科毕业生与北洋大学堂的又一批20名毕业生一同获赏进士，在时间上要稍晚一些。由此可见，清末的北洋大学堂本科毕业生，在国内最早享有中央政府所认可的全国最高“学历”，因此，该学堂实乃当时全国事实上的最高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