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骁（武汉大学）
按：今天，是本国历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正式开学125周年纪念日，事实上，这一日期直到最近几年才被考证出来，实属不易。
1925年，全国国立大学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北洋大学首次举办校庆活动。当时，机械专业出身的时任校长刘振华（字仙洲，后以字行）曾撰文指出，“本校成立纪念日，因庚子以前案卷毁于兵燹，向来未有记述。振华到校后，时遇学生询问，亦未能置答。今春穷治校史，将历年档案暨印行《一览》、《同学录》等，尽量搜讨”，最后查到该校在清末“奉旨批准”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即公元1895年10月2日），鉴于“本校庚子以前数年曾有极重要不可删之历史，其正式成立及正式开学之日期虽无从征信，而奉旨批准之日，实为本校一切进程发源之日”，故在前两个标志性日期一时暂不可考的前提下，只能将当时可以查明的“奉旨批准之日”（10月2日）确定为“本校成立纪念日”，“以较为合宜”。从此，这个“校庆日”便被北洋大学（天津大学）一直沿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直至今日。
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老师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中的相关内容，考证出北洋大学堂正式“开办”的日期为1895年10月18日，同时，还将该学堂“开课”日期的时间范围缩小至1895年11月17－21日。
2017年，珠海市高新区唐家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唐越先生根据1895年底的《香港华字日报》中的相关记载，最终考证出北洋大学堂正式开学的日期为1895年11月17日。至此，这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历史悬案，方才最终得以破解。
关于这一学术问题前后“接力”将近百年的考证过程与结果，也充分说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作为100多年前在救亡图存、兴学强国的时代洪流中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波澜壮阔的建校历史，当然也不应该仅仅只是今天的天津大学所独享的历史遗产，而更应被视为整个中国学术、教育界所共同拥有的宝贵历史财富。
谨以此文，向百余年前共同创造了这段光辉史迹的时代先驱与先贤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在19世纪中期因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慢慢地陷入半殖民地化的历史深渊，最终被迫走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后起国家，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并非是由本国源远流长的古代高等教育一脉相承地延续发展而来，而是在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由国内外的若干先进人士直接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与形式逐步引进和“移植”而来。
从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教会在中国的领土上陆陆续续地创办了不少教会学校。当时，西方社会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早已成型，故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时，通常都是首先从最低层次的启蒙教育或初等教育入手，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陆续开办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山东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前身）、北京汇文书院与潞河书院（均为燕京大学前身）、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等著名教会学校先后开设了大学课程，成为中国的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几所现代大学。
另一方面，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御侮图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也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不少以“西文”、“西艺”为主要学习内容的所谓“洋务学堂”。与教会学校的办学路径截然相反的是，由于洋务派最初对西方的教育制度所知甚少，只是要针对各项洋务事业的具体需要直接培养相应的各类专门人才，故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开办各种专门教育。然而，由于这些专门教育缺乏普通教育作为基础，因此，所有的洋务学堂均须从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开始“补课”，然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施行专门教育。在实际的办理过程中，大多数洋务学堂的基本程度只是停留在中等专业教育层次，但也有少数水平较高者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脱颖而出，突破了中等教育的范畴，初步地达到了相当于现代高等专科教育的办学层次。然而，由于洋务教育始终未能构筑起一套层次分明、界限清晰的学制体系，因此，即使是其中办学水平最高的少数佼佼者，也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大学。
总之，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境内虽然已经有了少数几所现代大学，但均为外国教会所办，这些教会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固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它们正式向中国政府立案之前，其存在本身即为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直到甲午战后，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政府才最终选择了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自己的国土上自主创办了第一所官办的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
为什么说北洋大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呢？其实，这本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基本常识，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来屡遭各种无谓的“挑战”，现在，笔者就以若干基本史实以及全国学术界近年来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为据，重申并再次牢固地树立这一“常识”。
第一，北洋大学堂是洋务派最早开始反思洋务教育弊端、努力构建三级学制的产物。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盛宣怀在办理洋务教育方面原本颇有建树，而更为难得的是，在所有的洋务大员中，他最先感受到了洋务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缺陷，并试图用更加先进的教育模式取而代之。到了甲午前后，盛宣怀逐渐认识到，仅仅只是办理一些急功近利、揠苗助长的专门教育，学习一点肤浅的“西文”、“西艺”，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稳步递进至高等教育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普通教育，并且将学习内容扩展到更为深邃的“西政”、“西学”上去，这才是更为有效的救亡图存之道。
为此，在1895年前后，盛宣怀制定了一项在全国各地捐款设学的全盘计划，决定在天津、上海两地分别设立北洋大学堂与南洋大学堂（即后来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在全国的23座省城各设小学堂1所，为这两所“大学堂”及其所附“中学堂”分别提供合格生源，另外还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各设1所短期培训性质的“时中书院”，所有办学经费均由他一手掌控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金矿局等“官督商办”企业予以捐助。
这一整套办学计划，可以说是盛宣怀这位并非专门主管教育事业的四品官员，出于一番为国育才的公心，试图在最大限度上努力调动自己所掌握的有限权力与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一个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现代三级学制体系的首次尝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洋大学堂最初的开办目标，便是要建成一所完全有别于以往的各种办学层次含混不清的洋务学堂、在普通教育的框架体系内实施正规高等教育的现代大学，而最终先后成功地创办了北洋大学堂与南洋公学这两所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的盛宣怀本人，后来曾被一些学者誉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人”，亦属实至名归。
北洋大学堂创始人、首任督办盛宣怀（1844－1916）
第二，北洋大学堂在全国各官办学堂中进行了最早的现代大学制度设计。
1892年，盛宣怀出任津海关道后，多次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早年先后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与欧柏林学院研究院的前公理会传教士、后又出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的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商议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到了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之后，盛宣怀加快了大学的筹办进程，并委托丁家立负责具体的筹办事宜。当年9月10日，丁家立起草了一份规划书，将这所筹建中的大学命名为“天津大学”（Tientsin University），并参照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将其办学层次划分为“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与“技术学院”（Technical College）两级，也就是美国大学中的预科与本科，其中译名后来分别定为“二等学堂”与“头等学堂”。此外，丁家立还提出要组织一个考察团，赴欧美主要国家搜集各国大学章程，比较其大学体系之优劣，并在其报告书中完整、详尽地阐述如何建立一所能够满足中国之需要、并且适应中国之国情的“技术学院”。
北洋大学堂创始人、首任总教习丁家立（1857－1930）
1895年9月10日，丁家立拟订的“天津大学”（Tientsin University）规划书手稿（第1页）
经盛宣怀与丁家立“考究再三”，拟定了“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章程、功课、经费”，较为详实、完备地规定了这两所学堂教职员的聘任与管理、学生的招录与分类教育、学科专业设置与历年课程、常年经费预算与分配、校舍与仪器设备的布置等内容，堪称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官办大学堂章程。当时，盛宣怀还特别强调，“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而在事实上，北洋大学堂的这套办学章程，对于后来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官办大学的创办，均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与“规式”作用。
第三，北洋大学堂是全国第一所以“大学堂”命名的近代新式学堂。
“大学堂”一词，系清末对“大学”的主要称呼，这个名词刚刚出现之时，主要用来指称国外的大学，其首次用于称呼本国的新式学堂，即为“北洋大学堂”。该学堂在最初筹办之时，曾先后有过“天津中西学堂”、“西学学堂”等临时性代称，而在其正式成立之后，即被政府当局及社会媒体冠以“大学堂”之名。
1895年9月19日，津海关道盛宣怀在上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明确指出，“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其中，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也”。9月30日，王文韶在奏请光绪皇帝在津创办“西学学堂”的奏折中，亦沿袭了这一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