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自叙帖》纸本局部，帖中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巅峰后的出路
到唐代，诗、文、书、画都到达了无可逾越的巅峰，后人似乎已无路可走。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曾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欧阳修也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等等，先别急着失望。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大成者，苏轼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开始摆脱唐人“重法”观念的束缚，开创宋代“尚意”的新书风。
在苏轼之前，书法家几乎都抱定“苦练”二字。张芝练草书把池水都染黑了，苏轼认为“不须临池更苦学”；智永和尚写秃了数不清的毛笔，苏轼认为“退笔如山未足珍”。书法之“法”重在法度，苏轼却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坚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这种态度也正与其人生观密不可分。
▲苏轼画像，赵孟頫绘。
苏轼少负才名，才华横溢，然而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场命中大劫，差点没扛过去。有人拿他的诗捕风捉影地上表朝廷，搞文字狱，说他讥讽朝政，污蔑他有谋反之心。这就是北宋政坛上最大的一起文字狱——“乌台诗案”。
苏轼入狱本以为必死无疑，后来在弟弟苏辙的营救下免于一死，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炼狱。在那之前，他的人生基本上顺风顺水，是被当作“太平宰相”来预期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挫折和磨砺，也就不会有如今世人熟悉的超脱豁达的苏轼。
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在黄州，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由于没有收入，苏轼要来一块城东的荒地，过起了汗滴禾下土的耕种日子，勉强饱腹。
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屋里看着门外的绵绵春雨，昏鸦衔着纸钱飞过，心中惆怅不已。他铺开纸，提笔写了两首诗，字体由小渐大，笔画由细渐粗，情绪越发激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他说，今天是寒食节，他多想回去报效朝廷啊，无奈国君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及；又想回故乡，祖坟却远隔万里，本来也想学阮籍作途穷之哭，但心却如死灰不能复燃。大写的“哭途穷”中，跌宕起伏的字里行间，隐藏着怎样苍凉的独白啊！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但苏轼终究是豁达的人，很快从“死灰吹不起”的低落情绪中走了出来，在痛苦中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自称“一蓑烟雨任平生”。随后他的诗、文、书法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当初他无意为之的《黄州寒食诗帖》更是得到了世人无上的推崇，被尊为“天下第三行书”，正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话——“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十八年后，作为学生兼好友的黄庭坚，从河南永安县令张浩的手里见着了《黄州寒食诗帖》的诗稿，而当时苏轼已经一贬再贬去了海南。黄庭坚一见诗稿如见其师友，激动之情难以自禁，在诗稿上题写了跋语：“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