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黄庭坚题跋语。
回想起多年以前，黄庭坚用一块石砚作为见面礼，以弟子身份登门拜见苏轼，正式成为苏轼的学生。那一年，黄庭坚41岁，苏轼49岁。苏轼为正式将这名老学生收入“苏门四学士”而欣喜不已。
随后的三年左右，黄庭坚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书画。师门聚会中，他们俩是这样子互相评论对方书法的：
苏轼：鲁直，你的字写得很清劲，不过有时候笔势太瘦，好像树梢挂死蛇。
黄庭坚：老师的字一般人不敢轻易评论。不过我得说句实话，您的字又扁又斜，好像乱石压蛤蟆。
苏轼：哈哈！说得有理。
黄庭坚：哈哈！您说得也很对。
调侃归调侃，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书风都自成一格，极具意趣和个性，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苏轼《前赤壁赋》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内含着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正如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有天真烂漫之趣。
后来，黄庭坚的诗越写越好，世人开始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他的书法也转益多师，推陈出新，与苏轼共同入列“宋四家”（一般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把草书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人在贬途的黄庭坚，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局部，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
而在苏轼人生的最后一年，米芾常常前去拜访他，给他送“麦门冬饮子”。只可惜药石罔效，苏轼病逝，米芾悲伤不已。
米芾并不是“苏门”弟子，但他从小临摹苏轼的字帖，对苏轼充满了敬慕。苏轼被贬黄州时，早先很多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疏离远去，而米芾特意去拜访求教。苏轼劝他学晋，“入魏晋平淡”，取法二王，米芾把建议听进去了，他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潜心研习，临池不辍，最终成就了自我。
相比起苏轼和黄庭坚，米芾的一生没有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晚年在宋徽宗时当上了书画博士，得以饱览内府藏书。他以书法名世，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
有一天，宋徽宗要他点评一下本朝各位擅长书法的名家，结果他直接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宋徽宗一看他这么张狂，便立马追问：“那爱卿你的字呢？”米芾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臣书刷字”。
一个“刷”字，看似自谦实则将自己的书法精要明确点出，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将米字的神采展露无遗。
▲米芾《蜀素帖》局部，亦称《拟古诗帖》，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米芾不仅“刷”字了得，其“作假”能力更是了不得。经他临仿的古人书法名迹，被仿得出神入化，旁人根本辨不出真假，甚至有人把他临摹的作品当作真迹装裱收藏。这些仿本给后人带来了麻烦，许多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都无法确定究竟是真迹，还是米芾的仿本。据说乾隆的宝贝——王献之《中秋帖》有可能只是米芾的临本，这也间接说明了米芾深得王献之的笔意。
“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最长。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只有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蔡襄的书法具有一种浑厚端庄的美，更多地保留了盛唐法度，为盛唐法度与宋人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
蔡襄在当时有很多书法粉丝，人们都想求到他的墨宝，可惜蔡襄颇为自惜，很少展现自己的笔墨，也不会随便送人，以至于人们只要能得到他的断章残稿都会珍藏。宋仁宗也很喜欢蔡襄的字，有一次他想让蔡襄写个碑文，然而却被蔡襄一口拒绝了。
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去世了，他很伤心，想追封她为“温成皇后”，以皇后之礼给她下葬，并罢朝七日。他还打算找蔡襄给这位张贵妃写碑文。但蔡襄一听，拒绝了这个命令，他认为书写碑文是工匠的工作，不是他分内的事。
当然，有时蔡襄也会做一做分外之事，比如帮欧阳修为韩琦书丹碑文。韩琦回安阳做知州后，将州署后院扩建成一座对庶民开放的公园“康乐园”，想要与民同康乐。园子里有一座昼锦堂，韩琦请欧阳修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这文章写成后要勒石树碑，于是蔡襄就承担下了这一项有意义的任务。
对此，蔡襄表现得相当用心。用心到什么程度呢？以前的书法家书丹一般都是直接拿毛笔在碑上写字，蔡襄则别出心裁，他把《相州昼锦堂记》每个字都先在纸上写上几十遍，然后挑选出最佳的一个字，把这一个个字拼合在一起，附在石碑上，再请工匠刻字。后人称这块碑为“百衲碑”，又被宋人称为“本朝第一碑”，堪比颜真卿的《多宝塔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