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至乐斋主人 至乐斋主人今天
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
明亡清兴，表面上看是异族入主中原，进而对汉族进行统治的改朝换代，但实质上仍是中国文化的延续，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文化高于种族”。历史上先后入侵或占领中原的外族，“如匈奴、鲜卑（拓跋）、女真（满族）、蒙古、党项（西夏）、契丹等，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果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随着清朝中后期中华文明以及推而广之的中国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终于发现，过去以为是超越国家、由儒家文明所表达的“天下”，实际上与中华国家是一体的，于是国家兴亡与天下兴亡成为了一回事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进入国人的精神世界，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又称强国会）的宗旨就是“保国、保种、保教”，国、种、教被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了。肉食者与匹夫的差别不再存在，唯有同种同源的人民。
用现代西方国家理论来看，国是国，家是家，国是与政治相关的组织，而家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成的组织，两者组合而成的“国家”这个词很难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但是，从本质上说，国是因为家而产生而存在。家是个体，是部分，带有个体色彩，是微观的；国是群体，是整体，带有国家意志，是宏观的；没有家就没有国，家是国的基本要素。就国家而言，个体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国家意志又不能凌驾于家之上，但在高度和深度上要超过家。国家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千万个家庭的需要，所以国家所有的权力只能来自于千万个家庭的授权，国家也即政府只能行使公民按照契约授权给它的权力。这是我们今天理解国家的含义及其功能的一般观念。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以及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即“朝廷”的含义及功能，则大不相同。
国家出现之后，就要有作为其象征的行政管理当局即政府（中国古代称为“朝廷”），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陈独秀认为，国家的功能，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国家功能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历史中，一般对国家和政府即“朝廷”不加区分，而且认为，作为朝廷主人的皇帝即“天子”，乃是上天派来的天然的统治者，既是上天的代言人，又是国家的代表者。作为一般国民的思想观念，认为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忠君；在具体行为上，就是体现出《孝经》上所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忠孝思想。假如稍微开明一点，也无非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至于像孟子所说的“愤青”之类的话以及邈视君主的话，也只能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当不得真的，除非真是不要自己的身家性命了。这样的例子有吗？有。殷商时代的太师比干，就是一例。他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商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息道：“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爬上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王问他凭什么要这样？比干说凭的就是善行与仁义。纣王愤怒地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了比干，挖出心来看看。我们今天读到这段文字，仍然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仁”，周武王封比干为“国神”。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建庙纪念，这就是今天河南省卫辉市的比干庙，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庙”。比干墓地立着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殷比干莫”四个大字，相传为孔子挥剑所刻，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孔子真迹，被誉为“天下第一碑”。
“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
不管怎么说，封建社会的所谓“爱国家”就是“爱朝廷”，而且这种“爱”必须是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包括不惜牺牲臣民的身家性命。梁启超继承了顾炎武的天下观，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且对国家与朝廷做了区分，认为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公产，朝廷只是一家一姓的私业，前者大，后者微。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他接着写道：
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梁启超此论，用的不是枪挑式的“定点打击”，而是棍扫式的“全盘否定”，自有其偏激谬误之处。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产物，都要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限制，不能以梁启超当时的认识水平要求古人具有超越历史时代的思想。但是，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病症”所做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正如我们希望梁启超不要苛求于古人，我们也不要苛求于梁启超。
在封建社会，“爱朝廷”可以说是“爱国家”的同义语，换句话说，“爱国家”要通过“爱朝廷”而体现出来，推而广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正所谓“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当然也有少部分思想先进、眼光锐利的人看出这种现象的非正当性，大声地为老百姓呐喊几句，发一点诸如“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的牢*而已。
陈独秀认为，“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非战派，就是如此）”，其原因是“群众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因此，在大家热心盲从的天经地义的“爱国”声中，应该“提出理性的讨论，问问大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抗战初期，*也提出过与陈独秀同样的问题。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可见，在这些革命先驱者们的思想意识里，已经把“国家”与“朝廷”区分开了，进而把“爱国家”与“爱朝廷”区分开了，这既是人民思想认识的进步，同时更是历史的进步。
（《大国之治》（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