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之名，最初是指初级学校，《礼记·王制》篇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大學在郊。”《说文解字·叙》引《周礼》称“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白虎通》说：“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汉书·食货志》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这些典籍提到的小学，都是与大学相对而言的初级学校，这是小学的第一种含义。在中国古代，至少在汉代，小学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指一种专门的学问，以研究中国文字为主，后来随着这种学术的发展，则成为中国古代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统称。所以章太炎说：“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音声、训诂而已。”[1]黄侃说得更为明白：“小学者，中国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也。”[2]
作为文献学的方法，小学的含义就是如此，这与古代所说的初级学校的小学不同。小学之所以用来指称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其源有自。因为古代儿童入小学，学习的内容主要就是认字，其基本方法就是学习“六书”，如前面所说的“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书·艺文志》说得更清楚：“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儿童在小学学习六书，主要目的是认字，而不是用六书的方法研究文字，还不是专门的学问，要达到这一步，则必须上升到更高层次，于是小学就有了另一种意义。《汉书·杜邺传》载，“杜邺从张吉学，吉子疏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颜师古注：“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因名云。”这说明专家学者所研究的小学（文字之学）与儿童所学的认字不是一回事，但二者之间实有渊源关系。
以六书研究文字的小学，在汉代就已出现。《汉书·平帝纪》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所谓“通知”意即通晓，通晓小学的人，即杜邺这种学者。此类通晓小学的学者在当时已有专门的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将所有学术著作分类时，其中就有了“小学”一家，据记载当时有小学十家，著作有四十五篇，包含扬雄和杜林二家二篇在内，可知扬雄和杜林与杜邺一样，也是通晓小学的学者。总之，早在汉代，小学就已有了两种含义，一是指初级学校的小学，一是指研究文字的专门学问，这两种含义在后来也一直同时使用，所以历代都有称为小学的学校，也有指称以文字学为内容的专门之学——小学。
（二）小学的内容不过后来学者们所讲的小学，主要是指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专门之学，而不是指儿童学习六书的初级学校。自汉代在学术之中分出小学一门以后，以后历代学术门类中都一直保持有这一门类，如《隋书·经籍志》载，曹魏时秘书监荀勖著《新簿》，把各种书籍分为四部，其中的甲部包括六艺（即六经）和小学等书，南朝齐的秘书丞王俭撰《七志》，其中“经典志”包括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类书籍。之后四部的名目与顺序确定为经、史、子、集，小学一类也一直包括在经部之内，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其内容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即黄侃所说的小学。
把文字、音韵、训诂统一为一门学问，而称之为小学，这种观念奠定于清代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最喜欢对古代经典中的文本及典章制度进行考据，这都须从具体的文字及其音韵和训诂入手，故他们特别重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并将此三门合为一体，认为绝对不可以分割成互不相*学问，必须在研究古代经典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以便考据古代经典中的各种问题，认为这是一切学问的根基，故统称之为小学。对于古代经典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如果都搞不清楚甚至弄错了，则依据这些经典进行的其他研究，则从基础就失去了依据，其研究结果必然是不可信的。而文字、音韵、训诂三者本来就是合为一体的，必须统一地进行研究。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作“序”时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说文解字》，一般人认为是以字形为主的书，所以后人都称之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字典，因此一般人认为研究《说文》属于文字学的研究。但王念孙不这样理解，他说段氏研究《说文》，是以文字为中心而兼具了声音、训诂之学，而不仅仅是研究文字的。
段氏研究《说文》之初，首先研究了古代文字的音韵系统，确立了《六书音韵表》，把古代文字的音韵分为十七部，以综该古文字的音韵，王念孙说他“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从而使古文字的“声音之道大明”。然后根据十七部的远近分合来分析古代文字的形声、读若之关系，以及文字的正义、假借义之关系，再“揆诸经义，例以本书”，从而使“训诂之道大明”。这样研究《说文》，就不是单纯的文字之学，而是把声音、训诂与文字整合为一之学，因此王念孙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而经学明”。王、段都是乾嘉学派的大师，他们把文字、音韵、训诂合三为一，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小学明，而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经学明。王念孙讽刺那些所谓单纯研究文字学的人，只知“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繁省，而於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这样的文字学研究，“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其学问的层次与视文字、音韵、训诂合三为一的整体性的小学相比，其深浅之相去何异于天壤。
同样，王念孙有《广雅疏证》之作，素被视为古代训诂学之名著，但段玉裁则不这样看，他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怀祖氏[3]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其注之精粹，再有子雲必能知之。”以为能将文字、音韵、训诂三者统一起来，才是最高明的小学。
[1] 《国学讲习会略说》，东方出版社《章太炎讲国学》，2007年版第9页。
[2]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以下简称黄侃《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3] 指王念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