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毛笔（战国）
王羲之用“无心毫”？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您对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和制笔技术有特殊兴趣，这是为什么？
王学雷：东汉到魏晋是中华民族的文艺觉醒时期，在书法方面，这一时期的书体已渐趋齐备，人们开始在书法中寄寓自己的性情，形成了努力创造美丽文字的时代风气，这一阶段作为书写材料的笔、砚、纸、墨等的发展也受到高度重视，因而使书法的条件得到满足。而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被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书写材料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二王”用的究竟是什么笔？
王学雷：古代就有人悬测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所用的毛笔了。唐代有记载说，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劲劲健，绝代更无”。宋朝人苏易简也引用世间流传的说法：“王羲之得用笔法于白云先生，先生遗之鼠须笔。”后来我加以深究，其实他非但没有用过鼠须笔，还对鼠须笔大加诋毁。
王羲之写下的《笔经》，完整文字收录在《文房四谱》卷一《笔谱上·二之造》，400多字涉及了毛笔制作的方方面面。可以归纳为：毛笔制作首重在毫，毫以兔毫为贵，故先言其产地；兔毫的优劣不仅有地域之异，季节的因素及部位上也有差异，故次论兔毫的选择；有了优等的材料，必须要恰当的制作，故最后论兔毫的制作。
王羲之提到“鼠须笔”，他说：“世传钟繇、张芝皆用鼠须笔，锋端劲强有锋铓，余未之信。夫秋兔为用，从心任手，鼠须难得，且为用未必能佳，盖好事者之说耳。”直接否定了后世附会他用鼠须笔的悬测。
《笔经》最后透露，王羲之亲自参与过毛笔的制作。这其实并不奇怪，世家大族中擅长制作文房用具的人并不罕见，从三国名臣韦诞，到东晋的韦昶，乃至东晋的望族郗氏，都有所从事。直至南朝时期，宋齐的吴郡望族张永、王羲之同族后人王僧虔，都能找到他们制作文房用具的记载。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唐 冯承素摹本）
上书房：考证王羲之所用之笔，如同破案一般抽丝剥茧啊。
王学雷：别着急。比唐代人更热衷于探究王羲之所用的笔的是北宋人。因为从晋代以来传承有绪的制笔世家，在宋代依然有名，他们的制作依旧沿袭、保存着晋代的特色。比如当时宣州的陈氏是制笔世家，家族中还保存着王羲之向他们的祖先求笔的书信。
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推测王羲之所用的笔是一种没有笔柱的“无心毫”，毛长在2寸左右，是由宣州诸葛高善制的名笔“散卓笔”。恰好黄庭坚的一则描述无意间成为“散卓笔”的注脚：“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头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这应该就是东晋时期毛笔制作技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王”父子对笔的重视见于言表。王羲之在写给谢安的一封信中说：“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唐代岭南风土录《北户录》也记载了王羲之“叹江东下湿，兔毫不及中山”的意见，可见他对毛笔制作的优劣十分重视。
现在要说到王羲之最小的儿子王献之。王献之性格兀傲，有时竟也不把父亲的书法放在眼里。然而当时有个叫韦昶的人，不光是擅长写古文、大篆的书法家，还曾经臧否过“二王”的书法，但他又是一位制作毛笔的高手，王献之就曾经得到过他制作的笔，不得不叹其“绝世”。
韦昶所做的笔自然是没有留存下来，但他是三国魏大书法家韦诞的五世玄侄孙，韦诞的著作《笔方》是中国最早记录毛笔制作技术的文献，韦昶自然也是继承发扬了《笔方》中记录的制笔方法。韦诞的笔有两个特点：一是笔柱（笔毛的中心部位）制作精良；二是特别强调深纳笔头，将笔头深深地插入杆腔内。总之，依照这几个原则制成的笔，是王献之辈所认可的。
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您还专门根据出土古笔绘制东晋的“束帛笔头”复原图，这种深纳笔头的制法，于书写有何益处？
王学雷：古笔笔头的制作中有一道关键工序，叫作“捆扎”，此法自战国晚期开始逐渐趋于成熟完善。就是在笔头插入杆之前，先用丝或麻线将笔毛根部扎紧，以防毛料脱落，考究一些的还要加以髹漆或用火将根部烫平。而出土的东晋束帛笔头用帛块卷束，作用在于吸附过多的水分，防止笔头膨胀而影响书写。
唐代以前的毛笔有许多是笔头可以拆卸更换的，因为文吏每天要抄写起草大量公文，还有一些书家勤于习书乃至“池水尽墨”“十日一笔，月数丸墨”，深纳笔头是为了便于以后更换，可以不用黏固剂（一般采用松香）与笔杆粘连。可以想见，东晋时期制笔者的高妙技艺和独到才思与当时书法繁荣、书家辈出的盛况是相辅相成的。
唐代缠纸笔，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品。右图为放大12.8倍的显微照片
奢丽古笔引遐思“择笔”和“不择笔”，虽然各有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
上书房：历来书写者在判断毛笔的好坏时，首先关注的是笔头，但您也对笔管做过深入研究，笔管对书写是否重要？
王学雷：其实，笔管的恰当与否同样也会影响书写者的感受及书写风格的表现。王羲之在《笔经》中说：“管修二握，须圆正方可。”这个“握”是计量单位名词，“二握”为如今的19.6厘米，王羲之认为笔管长约20厘米最利于书写，这与今天大多数毛笔笔管的长度较为一致。除了要有恰当的长度，笔管在形制上还要求“圆正”，圆得均匀才能把握舒适。
古人对笔管的重量也同样在意，主张“笔须轻便”。我想，古今凡是重功用的书写者对这个意见都会有所响和，因为笔管太重就“踬”，“踬”与“逸”互为反义词，是指书写者总是希望书写顺畅，笔管太重自然就变得不顺。
另外，笔管的粗细（管径）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唐代柳公权在其《谢惠笔帖》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他的意见是“管不在大”，因为“管小则运动省力”，因此他在信中还特地嘱托友人“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柳公权之后，似乎很少有人特别议论过笔管的粗细这一话题，直到近年，书法家孙晓云老师才“旧话重提”，她通过大量考古实物资料进行统计再结合实践，得出“笔杆在0.6至0.7厘米时，笔在手里最稳当妥帖”的结论。
上书房：原来如此，笔管本身是一个实用构件，但人们的审美天性往往又为其平添了各种审美意味，这也是您研究汉唐时代的奢丽笔管的原因吧？
王学雷：确实。明人曾列举过古代各种质料的笔管，有金管、银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瓈管、镂金管、绿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等。东晋的文献《西京杂记》中还有一则对西汉帝王所用笔管的记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值）百金。”“跗”即是笔管栽毛的部分，“以错宝为跗”是指在跗上镶嵌珍宝，虽没有说明笔管的具体材质，但足见其华丽而贵重。
历代都有用犀象角牙制作的笔管，也有选材奇僻、形制奇特的笔管，而古笔笔管上那些雕镂、髹漆、刻字等技艺，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传说，晋代学者张华因完成了名著《博物志》，晋武帝赏赐他辽西国进贡的麟角笔，麒麟这种传说中的瑞兽实乃世间所无，如果此事属实，那也应该是用其他动物的角来替代的吧；另一个传说是，晚唐诗人司空图隐于山中，芟松枝为笔管。有人问他为何要用此制笔，他回答：“幽人笔正当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