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传说或未可信，奢丽的古笔却引人遐思，书家该“择笔”还是“不择笔”呢？
王学雷：历来有两种观点：“择笔”和“不择笔”，虽然两者各自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受到赞誉的欧阳询正是历史上“不择纸笔”的典范，其子欧阳通却因为对笔过于讲究，以至非犀象笔管不书，就被批评为：“矜持太过，失其常理。是有愧不择纸笔者，非能其父书也。”明人屠隆在列举古时各种奇丽的笔管名称之后，反而认为都不如白竹笔管轻巧、有利于书写。
作为一个理智的、重功用的书写者，其实我最认同的是魏晋名臣傅玄在《笔赋》中对笔管的意见：“丰约得中，不文不质。”这是最足深味的一句话。
上书房：您还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古代西方的画笔与中国的毛笔“心同理同”。
王学雷：是的。18世纪有一本书叫《叶尔米尼亚》（又名《绘画艺术指南》），记载了拜占庭时期（395年—1453年）美术家们的画笔。我惊讶地发现，书中对于西方画笔的制作技术的论述与中国专著中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甚至有彼此互译的感觉。拜占庭时期的绘画风格极尽纤细之能事，基本等同于中国画中的“工笔画”，两种绘画都需要弹性较好的毛笔，在制作技术的细节上可谓“同此心同此理”。
我对于拜占庭的历史知之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晋代开始至隋唐时期，一直与拜占庭帝国有很频繁的接触。这自然引人设想——拜占庭的使者和商人们正是在这个阶段将中国的制笔技术记录下来，回国后转告给他们的画家。我们更寄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努力，为这种惊人的相似找出有说服力的解读。
红漆描金夔凤纹管兼毫笔（明）故宫博物院藏品
记者手记
研究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文物到文献、从技术工艺到毛笔部件，王学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研究并非泛泛地陈述毛笔的发展史，而是将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书法经典得以确立的汉唐之间，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工艺、性能和文化，作考据证伪、爬梳辑佚式的研究。
在王学雷“古笔散考”的数年时间里，名物学似乎还是一门小众学问。他在书里谦虚地写道：“毛笔是一种名物，毛笔研究又是名物学中的一个极细小的项目，在学术层级上当然居于‘大义为先’的‘道’之下。”他所谓的名物学，就是要弄清楚各类文献中出现的“草木虫鱼”，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和与之对应的实物。
有意思的是，名物研究在近年似乎越来越热。我在读《古笔》的过程中不断产生了一些思考，关于书写工具、古代建筑、明清家具、传统礼仪等领域的名物学为何为今人所热衷？人们发现“物”、寻找“物”里的故事——就像面对文物，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而后才会觉得它们历历可见而又触手可及。
说回作为“名物”的毛笔。“毛笔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更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变化，成为各时期文化风貌重要的塑造者之一。王学雷指出，在书法研究领域，许多人喜谈“书法之道”与“笔墨之道”，但由于对基础性研究的忽视，往往一说便错，令个中“大义”也虚无缥缈、不足为信。因此，对与之相关的“物名”加以记录、研究和写作，是后人的责任，是名物学的意义所在。
当下，一个用毛笔记录和传播文化的时代正在慢慢离去，“尽量挽留”是王学雷的写作动机。他说：“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
其实这本以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写就的《古笔》，既是书法研究的专业书，亦可以视作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休闲读物。且看：“蒙恬造笔”究竟可不可信？“兔毫”和“狼毫”出现于什么时候？古人更偏爱哪种动物毛制成的笔？“华夏第一笔”汉居延笔是怎样被发现的，后来又经历了怎样坎坷的迁徙之路？王羲之、王献之用的毛笔和今天的有什么不同，书法的优劣和毛笔的关系究竟有多大？……这些富有意趣的追问，使我们豁然开朗。在硬毫笔流行的年代，八面出锋、惊蛇出草是人们对于书写境界的诉求，而后来藏头护尾、笔笔中锋的技术要求，不仅与碑学的审美倾向有关，也与羊毫、生宣的物质性互为表里。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裨于当今书法的多元化创作。
正如张朋川先生在序言中所述：“王学雷著《古笔》，话古笔而明察秋毫，可谓有功、有道、有术，使妙笔生花，使古笔不古，我们也由温古而化新。”
栏目主编：顾学文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笪曦
来源：作者：栾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