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墨卷传衣图》 纸本水墨，明，101.5 x 46.3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馆
中国并非唯一懂得用墨的古代文明古国，证据显示，埃及墨可能早于中国，而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以前纸草纸发明之际就已使用。埃及墨为液体形态，所用原料为得自焚烧动物的骨骼，至公元前1100年后就传播到西亚地区[1]。旧约和新约《圣经》数度提及用墨，他处也提到用墨书写，这显示犹太人在居留埃及期间就懂得用墨[2]。
希腊人书写羊皮纸和纸草纸使用几种不同的墨；希腊墨皆为黑色，制造原料为得自焚烧的干酒糟或象牙，类似中国墨，保持固体形态，在使用之前才加水研磨。罗马墨也大致相似，虽然有些原料采自墓葬的人骨，但泥土、矿物、树脂、烟灰、乌贼墨汁和油烟等，亦加采用。油烟墨和乌贼墨系用于书写纸草纸上，可以浸海绵拭去字迹再写，此一特性异于耐久性的中国墨。另一种以黄蜂卵所生树瘿制成的墨则供羊皮纸使用。至于阿拉伯墨，咸信渊源于希腊墨，主要原料为松烟[3]。
庞贝古城的罗马壁画展示了墨水瓶等古代书写材料 现藏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在印度，墨的使用因为早期禁止书面记录宗教著作而发展较迟。其古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述及凡出售、伪造，或抄写婆罗门教《吠陀经典》（Veda）者必遭打入阴曹地府。据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记载，印度最早用墨书写于旧棉布及桦树皮。公元一世纪又有希腊作者记载，谓有“印度墨”（Indikon milan）从印度Barbarikon港输出，罗马学者蒲林尼（Pliny，1923—1979年）将其与当时罗马制的一些上品墨相提并论[4]。不过，劳佛（Berthold Laufer）指陈，此种印度墨实际源自中国[5]，因为许多其他珍贵商品，如丝绸之类，由中国西传欧洲，往往取道印度，远在前汉已然。
日本墨及朝鲜墨均以松烟或油烟为原料；其制法皆源自中国，因其制造过程与中国的制墨法几乎雷同，而制墨、造纸、制笔等手工艺，都是当时遣唐的留学生依照规定必须学习的技艺。至于西藏墨虽为液体形态，但其制法似乎也是传自中国。
奥村政信的墨摺浮世绘
由于上述各种古墨今已无存，因此就难以将之与中国墨作有意义的比较。不过众所周知，中国墨的独特品质使之普获钟爱，并使世界各地连欧洲在内都争相仿制。十七世纪拉康特（Louris LeComte）称道：“中国墨简直无与伦比；法国人一再设法仿制，迄今徒劳[6]。”1735年杜哈德（Jean Du Halde）也写道：“欧洲人曾苦心仿制中国墨，但终于一无所获[7]。”在论及可能使中国墨得以风行的一般特性时，劳佛认为：
首先，中国墨能表现深沉纯正的黑色；其次，墨质持久，色泽如新，几乎永不变质。中国的书写文件可浸水数周而不虞洗去字迹。……就汉代所写文献观之，……其墨色明亮，质地固定，犹如昨日所写一般。同样优良的墨迹也存在印刷工艺中，留传今日的宋元明清印本，其纸张、墨色均保存完美，有如初印[8]。
上述各种特殊品质，当然系因中国墨所含的各种成分，及其制作所运用的精巧方法使然，将于后文再作探讨。
二、中国墨的起源及早期样品
根据传统说法，中国墨的发明一向归功于东汉书法家韦诞（179—253年），时在公元三世纪初叶。然而考古发掘及文献上的证据均说明各种墨的普遍使用，或类似墨的书写材料，当更早于此。陕西半坡出土彩陶上所见的早期花纹及符号，显示红色及黑色颜料的使用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9]。在商代后期占卜甲骨上残留的红黑两色及已刻或未刻的字迹红色颜料已鉴定为朱砂，炭质黑色颜料经鉴定证明为墨[10]。在商代的石器、玉器及陶器上也发现以黑色汁液所写的文字。
人面鱼纹彩陶盆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已使用“墨”字的初文，显然系指黥面或刺青的刑罚而非作为书写之用[11]。以墨用作书写的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时期的著作。《庄子》田子方篇：“宋元君将画图，众使皆至，受揖而立，舔笔和墨[12]。”稍后有两处记载述及春秋时期以墨作书。《韩诗外传》卷七载有晋国臣子周舍对赵简子云：“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13]。”《管子》霸形篇谓齐桓公“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14]。”以上三节引文均足以说明用笔蘸墨书写的过程。《庄子》一节更可显示墨在使用之前系固体形态。
近年考古发掘已获得春秋、战国及秦代各种以墨书写于玉石及简牍上的大量文献。自1950年以来，考古发现更提供数件人造墨实物。最古的一块系在公元前三世纪即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十二座墓葬内发现，于1975至1976年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据发掘简报称，该墨（M4:12）为圆柱形，墨色纯黑，圆径2.1厘米，残高1.2厘米。同一墓葬内尚发现砚石一块及用以研墨的研磨石一件，两者均遗有使用痕迹及墨迹[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