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森堡后来回忆，在索尔维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往往在吃早饭时告诉玻尔等人他夜里想出来的新思想实验。
而玻尔则开启“守门员”的防守模式，立即开始分析，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说明，到会上再详细讨论。
结果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玻尔就能给爱因斯坦证明，他的实验是驳不倒测不准关系的。
爱因斯坦则会在第二天又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实验，比前一个更复杂。
就这样循环往复，谁也不服谁。
此后，两人还开启过一次论文与论文的交流，把论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1935年，爱因斯坦、波道尔斯基和罗森三人联名，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全的吗？》（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简称EPR）的论文。
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了理论完备性的必要条件：物理实在的每个要素都必须在物理理论中有它的对应。即，如果不对一个物理体系进行干扰，我们就能确定地预测一个物理量的值。还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史称“EPR佯谬”。
五个月后，作为回应，玻尔专门写了一篇同名论文发表在同一杂志上予以答辩。
他以测量仪器与客体实在的不可分性为理由，否定了EPR论证的前提———物理实在的认识论判据，从而否定了EPR实验的悖论性质。
不过，就像EPR论证未被玻尔接受，同样玻尔的反驳也不能令爱因斯坦信服。
此后，两人之争也一直持续着。
直到1962年，就在玻尔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黑板上画了当年爱因斯坦光箱实验的草图，解释给前来的采访者听，这幅图也成了玻尔留下的最后手迹。
而这场持续十几年的争论也逐渐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科学史家马克斯·雅默曾评价，这是一场物理学史上的伟大论战，也许只有18世纪初的牛顿—莱布尼茨论战才能与之比拟。
One More Thing值得一提的是，玻尔的孩子们似乎也继承到了玻尔的物理和运动天赋。
他的第四个儿子奥格继承了玻尔的衣钵研究物理，并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4对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父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