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颇受好评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里，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身材瘦弱，遇事就是找他几位老师：徐阶、高拱、张居正们拿主意，全无半点帝位接班人的霸气与决断。
电视剧里的裕王形象，似乎也符合朱载垕登基后的形象。在明朝十六帝里，明穆宗朱载垕在位仅仅六年，他老子嘉靖皇帝和儿子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个皇帝，一个在位四十五年，还有个更是超长待机四十八年，朱载垕夹在老子和儿子之间短短的六年执政光阴，看上去有些尴尬。
但是，在位时间短不等于就功绩小，后周世宗柴荣也仅在位六年，仁宗朱高炽在位更只有10个月，都被后世称为明主。明穆宗朱载垕的这六年，成就也着实不低。
大明帝国到了嘉靖晚期，已经进入明显的下降通道，财政状况相当恶化，所以海瑞在著名的《治安疏》里所说的“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虽然略显夸张，却也是实情。
朱载垕即位后的隆庆元年十二月，他派户部尚书马森盘点国库的太仓银，得到的结果是：太仓存银130万两，而每年的开支是553万两，存银仅够开支三个月。朱载垕大吃一惊，感慨说：“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
如果朱载垕是个软蛋窝囊废，明朝将在下行的道路上越滑越快，或许撑不到崇祯就得翻车。
偏偏，一段中兴及时而来，暂时止住了持续下跌的趋势，并且看起来有止跌企稳的迹象，这就是始自隆庆的隆万中兴。
朱载垕在位期间，办了不少事，最大的有三件，不同于儿子朱翊钧纯军事的万历三大征，隆庆朝这三件大事，件件都是明朝历史上数得着的大事件，历来为史家好评。
明朝的海禁，始自朱元璋，起初是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扰和隔离海上的方国珍余部。
从洪武到永乐、宣德，明朝皇帝们一次次下旨重申海禁，甚至写入了《大明律》。
但是，海禁政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从宋到元，沿海的居民一向是靠海吃海，政策虽然能从官府角度禁海，却禁止不了民间的走私贸易，反而助长了沿海盗匪与倭寇勾结，嘉靖年间倭乱大盛，就是海禁政策的副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等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把倭乱平定，大明也被折腾掉了半条命。所以，嘉靖驾崩后，不少有识的大臣比如谭纶、涂泽民等就一再奏请开海，谭纶在奏折中所说的“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正是民间情况的切实反映。
隆庆顺应民意，批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从朱元璋时代就实行的海禁政策，到了朱载垕这里终于被放开，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开海后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国的市场可以和世界市场衔接了，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出口，带来的收益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不断增加。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的28.5万两，十年后就跃升到89万两，到了1600年，已经达到年均100万两的规模，为明朝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当然除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政府还能收税，明朝能收取“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几种税收。有正经生意可做，一样能赚钱，谁还愿意冒着*头的危险去当海盗呢，商人也愿意交税做正规生意，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隆庆和议同样是大事件，它在军事上的意义相当重大。从明初起，蒙古扰边两百多年，或大或小，不曾消停。
隆庆朝廷敏锐地抓住了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赌气出走的机会，由方逢时、王崇古和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策划，穆宗拍板定议，最终达成了和俺答汗的和议，困扰明朝已久的西北边患，得以初步平定。
不要以为和议来得很容易，对于明朝和蒙古来说，要化解这个梁子可不容易，高拱、张居正一度遭遇强烈的阻力，被反对的御史弹劾，过程一波三折，史料多有记载。
《明史稿·高拱传》朝议多以为不可。拱独立主之，春芳与居正亦如拱指，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
《明通鉴》奏至，朝议纷然，高拱、张居正力主崇古议。
《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拱奋身主其事，张居正亦和之，所以区划颇当，亡何而贡成。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当然可以提出各种方案，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隆庆。高张虽然是内阁大佬，却连言官也对付不了，最终否决反对意见，拍板定音的，只能是隆庆皇帝。
所以在这件事上，时人刘仲达等都说：“赖先皇明圣，垂鉴不疑，忠良结局。”
隆庆和议带来的明朝西北向压力的减轻，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延续。因为不久后，万历朝接连发生三大征，随后又是后金崛起，战事不断，如果在辽东、西北或是朝鲜同时拉响警报，明朝有可能顾此失彼，动摇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