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为了满足私欲,朱载垕也是贪财好货。或许是因为之前在裕王府时的生活窘境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即位后的他“穷人乍富”般的挥霍无度,向各部院索取财物,“买玉买珠,传帖屡下。”各类宝玉石、漆器、瓷器、丝绵无不大量增加。而对于言官的上疏,朱载垕则认为是“恶言讪上”,或让锦衣卫杖责下狱,或者是革职削籍。
嘉靖时期,方士居于皇帝身边,恩宠不已。而到了隆庆时期,方士被逐,宦官又卷土重来。朱载垕视宦官势力为可亲可靠之人,在对前朝宦官黄锦加封之后,后来还荫封其侄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其余王本、冯保等人及其子弟,也分别获得了不同提拔和照顾。除了加恩之外,还命宦官为其四处采办贡物,插手军政事务。得亏隆庆一朝时间短暂,这些得宠宦官未能实际攫取到军政大权,否则能否重蹈王振、汪直、刘瑾等人覆辙,真不好说。另外,也是因为朱载垕只是追求个人享受的满足,本人懒于政事,军政大权还是下移至内阁手中,宦官们多是代帝聚敛为主,一时无法夺取权力中枢。
综述
除了隆庆开关、隆庆和议等改革之举外,朱载垕并没有什么值得标榜的地方,即便是这些“雄才伟略”也是在一批通事务之臣努力下的结果。在改革面前,作为一个庸碌无为的昏馈之君,朱载垕算是“无为而静治”,依托身边的一批属任大臣,推动大明帝国走到了或兴或衰的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