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不论怎样掩饰，终究是一场军事政变。李渊退位，李世民上台，无论怎么修饰美化，终究是一次“非正常“的*更替。漫长的中国封建史上，大多数“半被迫”的退位者结局都不算很好。那么，李渊何以得全善终？本文即旨在分析李渊人生结局的原因。
唐朝，自公元618年李渊建国始；至公元907年，朱温接受哀帝禅位终。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强盛时代。其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纵观李渊的一生，七岁世袭唐国公；公元617年起兵反隋，618年建元武德，五十二岁建立唐王朝；公元626年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兄屠弟，李渊退位成为太上皇，六十岁遭遇政变；635年因病驾崩，享年六十九岁。“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李世民固然极好虚名，但是比起对于政权的威胁，他还是分得清孰轻孰重的。事实上，在玄武门政变当中，不仅李建成、李元吉被诛*，为斩草除根，他们的子女也都被李世民派人*死。如果唐太宗判断其父唐高祖的存在对自己构成真正的威胁，一定会选择毫不留情的除掉他。
那么，李渊何以在“被政变”以后得全善终？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第一，李渊势力较弱。
作为大唐帝国的最高*李渊，倒没有很突出的势力，却放任两个儿子坐大。相对于秦王府、宫府，李渊的政治势力实际上比较弱小。
武德一朝，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这七人是朝中重臣，但李渊的心腹实际上只有裴寂一人。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都是从隋朝投降过来的，玄武门之变后，只图明哲保身。颜师古是儒学之士，于国家政务决策能力有限。窦诞为高祖之婿，也不是什么能臣干吏。曾辅佐李元吉留守并州，但窦诞在并州常与元吉一起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高祖不罪窦诞”，对他爱护有加，但仅此而己。故而上述六人皆非李渊心腹之臣。裴寂则与上述诸人不同。裴寂乃太原起兵主谋之一，深为李渊所重。如太原起兵之后，南下战于霍邑，“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唐不允许私人铸造钱币，但高祖赐秦王、齐王各三炉铸钱之时，也特赐裴寂一炉，令其自铸钱币。裴寂与李渊的关系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
可以看出，李渊的股肱重臣几乎只有裴寂一人。但裴寂与李建成之魏征、李世民之房玄龄、尉迟敬德等相比，实在并不突出。玄武门之变发生后，李渊问计于裴寂，裴寂竟无一言以答。李世民对裴寂也曾深加诟病，言“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到贞观年间，裴寂就被李世民削官遣归。
第二，李渊本人性格较为温和，没有特别强的权力欲。并且有大局观。
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其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总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最高*，自然生命往往伴随政治生命相始终。李渊一时之间实际统治权被剥夺，痛失两嫡子及众孙。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即使当时苟全性命，以后都难保不会郁郁而终。而李渊却活的好好的，两个月后退位称太上皇，李世民登基。高祖一直活到贞观九年寿终。期间甚至还有许多子女出生。
要明白，李渊愿意让位是一回事，李世民不*他又是另一回事；李世民当时不*李渊是一回事，贞观年间一直不*又是另一回事；李世民一直不*李渊是一回事，对李渊还比较善待、孝顺又是另一回事。最终能有这样的结局，真属难得。
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个细节是，从玄武门政变后，李世民先被立为太子，两个月后才即位称帝。政变的直接结果只是李世民取代了原太子李建成的位置，而并非直接作用于皇位。或许如王夫之所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这两个月间，如果李渊性格极端，未见得不会选择和李世民鱼死网破。但李渊对皇权、皇位没有那么痴迷，本来也图个清闲自在，才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两个儿子。虽然没想到会被政变这么激进的手段推翻，但既然发生了，也半推半就，做个顺水人情了。
此外，李渊具有很强的大局观。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远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贞观八年(634年)3月，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以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永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其乐融融。”“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
可以看到，在武德九年以后的太上皇岁月里，李渊并非是苦心隐忍，而是基本比较平安、开心的。这是因为李渊具有优秀政治家的品质。个人及家人的命运在他心里所占比重相对有限，而国家的兴衰才真正牵动其内心。李渊觉得所托得人，李世民让大唐强盛起来了，让李世民当皇帝越来越心甘情愿。这种心态是非常难得的。李世民体会到父亲的这种思想，于是二人利益一致，自然更没有任何理由不善待李渊了。
第三：李世民集团势力强大，并且李世民本人极重名誉。
武德年间，李世民利用其秦王、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的多重身份，延揽了大量英才，形成了李世民幕僚集团。李世民以次子身份立有赫赫战功，随着外部群雄的逐渐消灭，太子之位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李世民所笼络的天策府的官员，如杜如晦等，为其登上太子之位出谋划策。
玄武门之变后，追随李世民的部分重要幕僚先后进入中央权力机构，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核心成员。唐太宗即位后通过食实封、世封刺史、图形凌烟阁，对功臣进行三次大规模赏赐。这些封赏，对政局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虽然名义上是对唐王朝有贡献的大臣进行封赏，而事实上，却更多的是看谁对李世民夺权贡献大。因此，这些封赏更对李世民统治地位的稳固，起到重要作用。
李世民实力雄厚，心腹能臣众多；李渊实力薄弱。自然地，李渊对李世民的威胁就小。
此外，李世民本人重视声誉的性格作风，也是他善待李渊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李世民非常在意后世对他的评价。多次试图阅读记载自己的起居注，并修改、美化自己。这样一个在意名誉的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到了李渊的晚年，世民更是极尽人子之道。李渊病后,世民“忧惧在怀,不遑宁处,博求医术,备尽蠲疗,祈告明灵,具陈恳笃”。李渊去世后,“太宗执丧过礼,哀容毁悴,久替万机,文武百僚,计无所出” ,并拟委政太子,使自己“尽哀庐室,终其丧纪”,又拟在李唐王朝兴发地太原为李渊兴建寝庙,“以彰圣德”。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为最高权力所引发的悲剧多如牛毛。父子相戕、兄弟相害，实不足为奇。平心而论，李世民待李渊虽然也有限制自由的地方，但总体来讲待遇还行。说到底，玄武门之变后，李渊人生结局的根本原因是：李渊的存在对李世民并不构成不可调和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