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献忠下令关闭城门的时候，20万成都百姓，走到了生命的至暗时刻。
这是大明亡国的第二年，1645年11月23日，同时也是张献忠攻占成都的第二年，作为张献忠军中的“天学国师”，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此时也在成都城中，对于即将到来的魔鬼时刻，张献忠非常得意，还下令将利类思安排到东门城楼，将安文思安排到南门城楼，观看他对20万成都百姓的超级大屠*。
自从1640年进入四川到成都传教后，利类思此时已在成都待了五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张献忠随后攻占成都，得益于张献忠的礼部尚书吴继善的推荐，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得以被张献忠留用授官，起初，利类思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张献忠“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而相处日久，利类思和安文思才发现：
“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尽管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却整日活在恐怖战栗之中，因为：
“计其（张献忠）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张献忠）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然而最残酷的，还是这场他们记忆中的成都大屠*：
利类思和安文思回忆说，成都大屠*的前一日，张献忠先是以御敌的名义集中军队，然而密令全军血洗成都，他诡言说：“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
1645年11月23日，大屠*开始了。
分别被张献忠安排在成都城东门和南门城楼“观赏”这场人间惨剧的利类思和安文思痛苦回忆说：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当时，张献忠骑马从南门前往东门“欣赏”自己的这场“杰作”，安文思和利类思于是先后痛哭跪拜，恳求张献忠不要再滥*无辜，但冷酷的张献忠完全不予理睬，安文思回忆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连环画塑造下的张献忠（1606-1647）
随后，张献忠又下令军队纵火焚烧成都全城，回忆录继续讲道：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张献忠军队）拟由此地出川也。”
这场大屠*从当天上午持续到傍晚，一直到日落西山，被迫目睹这场人间惨剧、痛哭流涕的安文思在崩溃之中，迷迷糊糊返回住处，一路上，他看到成都城内死尸狼籍、血流成河，有一些还没死的孩子甚至还在*，于是这位传教士就一路为这些临死前的孩子们付圣洗，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升入天国，安文思回忆说，他一路上共付洗了12名濒死的孩子。
从1644年9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到1647年1月张献忠死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一直跟随在张献忠左右，得以亲身经历了张献忠“屠蜀”的众多重要事件，一直到张献忠死后，两人辗转逃离，并用拉丁文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三百多年间，两人的回忆录一直只在西方入华的传教士间秘密流传，从无中国人知晓，一直到1917年，另外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古洛东最终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1918年，这本取名为《圣教入川记》的著作最终出版，中国人至此才得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获悉了张献忠屠蜀的部分一手原始文献，后来，尽管有人怀疑该书属于污蔑，但其可信度和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未曾亲身经历魔王屠刀的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或是对苦难视而不见、或是对苦难掩耳盗铃。
▲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回忆录《圣教入川记》，一直到1918年才被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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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成都这一年，张献忠年仅39岁。
对于这位后来被称为“恶贼”、“魔王”的流民首领，史籍记载他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是延安卫柳树涧人（今属陕西延安），张献忠小时读过书，粗识文墨，还曾经当过延安府的捕快，由于经常受同事欺辱，于是张献忠愤而投军，有一次他犯法当斩，没想到主将陈洪范看他相貌奇异，竟然代之向总兵王威求情，张献忠虽然免于一死，但却被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流落民间。
明朝末年，全国各地连续多年爆发旱灾、蝗灾与饥荒，生态环境本就恶劣的陕北地区率先发生饥民暴动，崇祯元年（1628年），先是高迎祥在陕北延安率众起事，自称闯王；第二年（1629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也在参加兵变*死主将后，参加了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年），失业的前军人、24岁的张献忠也参加了农民军。
与出身军队的李自成一样，参过军、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献忠作战勇敢，由于“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张献忠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农民军一支队伍的独立*，他还自号为西营八大王。
由于张献忠“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当时农民军中称他为“黄虎”，张献忠对部队训练有方，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成为了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此后他的队伍逐渐扩张，跟随各支流民部队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流民起事中，以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唐朝末年的黄巢以及明朝末年的张献忠为例，这些流民起先迫于天灾人祸、官吏和地主压迫等各种因素暴动起事，起初他们以受害者身份暴动起事，然而当暴动发生后，这些当初的受害者囿于自身的文化学识和集体暴动裹挟等因素影响，由于缺乏政治纲领和理想目标，加上自身的局限性，转身又成为了所处时代的施虐者，其最突出的指向就是将暴动目的归为“抢钱、抢粮、抢女人”，并对阻碍自己这一目标的一切群体，无论官军还是普通百姓都大开*戒。
在农民军转战的过程中，张献忠也同样不能免俗，逐步开启了大开*戮的潘多拉魔盒。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又攻打鄙阳，然后将俘获的鄙阳官兵全部“人断一手”；1642年，张献忠部队攻陷六安后，又将六安城所有的百姓无论男女，每人全部斩断一只手臂，“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
曾经在张献忠部队中待过半年的余瑞紫回忆说，当时张献忠部队跟其他农民军经常宣传的一句口号就是：“早早开城投降，秋毫不动；若是攻开，鸡犬不留。”对于所有进行抵抗的城市，张献忠部队一律进行屠城，并以此作为震慑明军和地方百姓的手段。
为了震慑敢于抵抗的城市，1643年张献忠在攻克武昌后，将武昌城中幸存的民众“或刖手足，或凿目鼻，无一全形者。”
在将当地壮丁掳为士兵后，张献忠又下令继续砍*剩余民众，由于*人的士兵*得太累，于是又故意打开武昌城的汉阳门，强迫武昌民众疯狂往长江逃命，结果大量民众又溺水死于长江武汉段：“自鹦鹉洲达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尽管描述可能存在夸张，但却真实再现了张献忠部队早在进入四川前，就已经常随意屠戮百姓。
张献忠部队在攻占武昌后，碍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方已经势力雄厚、难以抗衡，自知打不过李自成的张献忠于是向南开拓，又率领军队南下湖南、江西，由于张献忠的流民军队实行的是扫地式的屠戮和抢劫政策，这就使得他虽然打下了湖南和江西，但却无法长久立足；另一方面，当时明朝在东面的扬州等地，仍然有左良玉的数十万军队驻扎，向北则有李自成的势力，在此情况下，军师汪兆龄向张献忠建议说：
“江南未可图也，欲改为正号，养威蓄锐，莫如秦蜀，欲取秦必得蜀，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
为了实现与李自成分庭抗礼，张献忠决定听取军师汪兆龄的意见，向西占领四川图谋霸业，由此掀开了“屠蜀”的残酷一幕。
3考诸中国历史上的流民暴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字，其在暴动成军后，很多并不是以夺取根据地、争夺天下为战略目的，而是在“抢钱、抢粮、抢女人”的谋利驱动下，四处转战居无定所，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尽管这让围剿的官军疲于奔命，但结果也让流民军队失去了稳定的根据地。
流动作战，则使得流民军队上至主帅、下至兵士，都趋向于一种*光、抢光、烧光的短期谋利行为。而从1630年起事，到1643年底，尽管到处*掠攻伐，但张献忠跟其他的流民军队一样，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于是就在明朝灭亡前两个月，1644年正月，就在李自成挺进北京城的同时，决定与李自成分庭抗礼的张献忠自行放弃了湖南、江西，并将自己从两湖和江西地区掳掠的所有金银财宝，以及强行征募的数十万士兵，裹挟西进四川。
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占重庆，由于重庆军民坚决抵抗，恼怒之下，张献忠下令将重庆全城“男女皆断右手”，《明季南略》对此记载说：“砍手者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虽然数字可能夸张，但史实的残酷性依然让人震撼。
随后，为了震慑四川境内敢于抵抗的其他州城，想要“*鸡儆猴”的张献忠又将重庆周边的一万多壮丁全部割掉鼻子和耳朵，每人又斩断一只手，然后每攻一城，就押着这些人到城墙下面震慑守城军民，“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威胁各州城居民献城投降。
在这种恐怖主义的震慑作用下，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到了当年农历八月，张献忠顺利攻占成都，随后，张献忠在成都正式称帝，并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对于攻占城池后为何大肆*戮，张献忠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想法”。
在后世流传以及满清编撰的《明史》中，说张献忠曾经立有一块“七*碑”，上面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这其中，碑文有真有假，在留存至今的这块仍保存于四川广汉的石碑中，其真实碑文写的是：
“圣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在张献忠看来，他怀抱的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人类“原罪论”，而人类既然有原罪，又该如何向上帝实现救赎呢？唯一的结果就只有一个“死”字以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