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七*碑”原碑文
在1644年农历八月攻占成都后，张献忠就曾经向自己的两位“天学国师”、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指示说：
“我有一句谚语是‘天造万物爲人，而人受造非爲天’，请二位神父将此语速寄欧洲各国， 以传扬其聪慧。”
在疯狂屠*成都20万无辜百姓后，张献忠甚至还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在向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解释自己为何疯狂屠戮川人时，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并从原罪论的角度出发，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光四川百姓，其思想恐怖如是。
明末清初时人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道：
“逆（张献忠）尝向天诅（咒）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
另外，曾经在1644年被张献忠钦点为榜眼进士的欧阳直，也在他劫后余生所写的《蜀警録》中记载道：
“一日，大雷风雨，献忠仰天大呼曰：‘天爷爷！你也要我*得彻！’人莫测其故。”
就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中，蜀中的百姓即将大难临头。
▲张献忠有人类“原罪论”的恐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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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屠*的腥风血雨中，张献忠统治下的四川，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平和时光。
当时住在四川简州农村的傅迪吉在后来撰写的《五马先生纪年》中写道，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后，曾经派兵到简州（今四川简阳）“打招安”，这种做法就是将抓来的人背部都用滚烫的烙铁印上“西朝顺民”的字样，然后再放掉，有一段时间，张献忠的部队短暂停止了*戮，“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
但随着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张献忠的嗜*很快卷土重来。
就在1644年八月攻占成都后，当时张献忠的军队与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势同水火，为了争夺李自成的部将驻扎的陕西汉中，张献忠于是派兵出击汉中，没想到被李自成的部将贺珍击败；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入川时攻克的重庆等地又相继反正、击*张献忠派驻的将官，转而归顺明朝。
当时，由于张献忠军队随意屠戮百姓，蜀中到处燃起了反抗的烟火：“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者，甚至一县三四个月内连*十余个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张献忠称帝后不到半年，1645年3月，明将曾英带兵收复重庆，明将杨展等人又带兵收复川南地区；在民间，四川眉州的平民陈登皞也起事反抗，陈登皞在白旗上书写“敢与残忍流贼张献忠为敌者从我”，几日内就拉起了上千人的队伍，猛攻张献忠驻扎在眉州的部队；在四川井研，平民雷应奇聚众反抗说：“奈何郡县无一*贼者？”于是拉起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在四川叙州，七宝寺的和尚晞容直接宣讲说：“硐中数百万生灵，岂可坐视其死”，随后拉起500人的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突围而出。
讽刺的是，当初以义军自居的张献忠部队，至此也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在李自成部队、明军以及民间义军的联合攻击下，当时，一度控制四川大部的张献忠势力不断萎缩，其向北陕西汉中是李自成的势力，川东、川南则重新被明军和各路义军控制，当时，甚至“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爲难”。
▲连环画中曾经塑造的张献忠形象
在这种日益四面楚歌的包围下，张献忠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他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当时，张献忠认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以出兵数败，士众反复，攘袂镇目，有咀嚼蜀人之心”，恰好在这时，以颜天汉为首的一干成都书生联合写信给李自成，希望引入李自成的势力取代疯狂*戮的张献忠，没想到信件被张献忠的部队截获，于是，“以为阖境俱反”的张献忠决定痛下*手。
于是，张献忠开始了最疯狂的大*戮，1645年，张献忠先是假装以科考的名义，将其治下府县的5000多名士子全部骗到成都大慈寺（一说青羊宫）进行集中屠*，对此，亲身经历此事的大西朝官员欧阳直写道：
“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 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 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在这种由外而内的大屠*中，张献忠最终对成都城内的百姓也举起了屠刀。于是，正如本文开头中所写的一样，1645年11月23日，张献忠下令对成都城内的20万百姓也进行了大灭绝。
史料记载，张献忠将决定屠戮成都的消息公布后，他的养子孙可望等人苦谏说：“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但已经进入疯狂状态的张献忠不听，成都大屠*开始后，孙可望“大爲悲伤，痛哭不已。”而在张献忠疯狂屠戮成都等周边府县居民过程中，他的军队中部分将兵不忍下手，有的甚至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自*身亡，“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
对于为何疯狂*戮，张献忠还曾经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献忠*人无算，屡自解云：吾*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之，实爱之也。”
除了心理上的“原罪论”等极端思想外，张献忠另外的想法还有就是，他觉得在南明和满清的围攻下，他既然难以长期占有四川，那么他就宁可将四川毁灭，也不愿意将一个富庶和人口繁盛的四川遗留给后面的占领者，对此张献忠手下的重要谋臣和大西政权的宰相汪兆龄就鼓动张献忠屠戮川民，汪兆龄说：
“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
在张献忠日益癫狂的*戮中，到了1646年5月，清军南下击败了李自成部队，占领了陕西汉中，从北面对张献忠形成了进逼之势；于是，1646年7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向外突围，临出发前，张献忠先是将自己的280多位妃子斩*，只留下另外20人“为服役诸事”，“献忠*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离妇女之厄，身无挂累。”
离开成都时，张献忠又下令将皇宫纵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张献忠）大为狂喜”。
于是，1646年农历九月，张献忠“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当时南明将领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回忆说，当时南明将领杨展在四川彭山江口截击张献忠的部众，击败大西军，张献忠历年劫掠的金银财宝很多都在岷江江口段沉没，这也就是后来“江口沉银”传说的由来。
由于部队惨败，为了减轻负担，张献忠于是下令：
“献忠虑各营家眷众多，不能急行，此皆历年抢掠而来，乃集众贼将共议，饬令将妇女尽*之。”
不仅如此，由于担心部队中的四川士兵造反，“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川兵，不留一卒。”当时，张献忠军中的都督刘进忠营中大部分是四川士兵，由于担心被*，刘进忠随后投降清军。
对于部队中有人质疑为何要自相残*，张献忠震怒说：
“老子何用许多人？直须劲旅三千，自可横行天下！”
5在被南明军队击败后，1646年农历十一月（阳历为1647年1月），张献忠率领残余的军队扎营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也就是在这里，一代魔王即将迎来罪恶的终点。
当时，清兵在击败李自成的军队、占领陕西汉中后又继续南下，在张献忠此前试图剿*不成的叛将刘进忠的导引下，清军随后轻装疾进，并在四川西充对张献忠的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对于张献忠死亡的最后情况，始终跟随在张献忠军中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回忆说：
“（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
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
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40岁的魔王张献忠突然死亡，使得全军大乱，随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则“求得（张献忠尸体）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这位混世魔王，最终在被*后，尸体又被斩首悬挂于成都示众，以此向成都城无辜被*的二十多万民众昭告谢罪。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人转而投降南明坚持抗清，此后，大西军余部、南明势力与清军，以及四川本土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也称姚黄十三家）等先后又在四川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夺，加上张献忠时期的屠蜀，四川遭罹战祸达四十多年之久。
就在张献忠死后38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当时清廷统计全川人口，发现整个四川竟然只剩下1.809万人，而按照史*载，就在107年前的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当时四川官方统计人口为310.2073万人，百来年间，四川人口竟然锐减达99%，对此史书哀叹说，当时“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根据人口学家测算，考虑到当时政府开征人口税、大量人口瞒报等因素，预计晚明时期整个四川的人口应该在600万人左右，而整个四川自从1644年开始大规模战乱，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官方统计人口锐减达99%以上，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清朝官修的《明史》对此将其定义为“张献忠屠蜀”，《明史》在指斥张献忠时就表示：“（张献忠）性狡谲，嗜*，一日不*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人多少叙功次，共*男女六万万有奇”，按照《明史》的说法，张献忠仅在四川就屠*民众高达六万万（6亿）之巨，但晚明时期全国人口一共也就1亿人左右，六万万（6亿）的说法显然严重夸张失实。
而在明亡清兴的时代大背景中，当时的部分亲身经历者，例如文人冯甦、彭遵泗等人也撰文指出，是张献忠将四川人民屠戮殆尽，“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
▲四川“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出土的明代五十两金元宝
但历史的事实显然不仅于此，事实上，张献忠尽管有“屠蜀”的恶行，但他并非唯一的凶手。
史学家萧一山就指出，张献忠虽然有“屠蜀”的事实，但清军等后续势力对四川的屠戮和破坏更加剧烈，因为尽管张献忠所率军队曾经在崇祯六年（1633年）、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十年（1637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崇祯十七年（1644年）先后五次进犯四川，但前四次只是短期窜扰，最多也就是停留几个月而已，且张献忠前四次进川并没有大规模屠*，其“屠蜀”主要是发生在第五次进川，也就是1644至1647共三年多时间。
另外从空间上来说，张献忠在1644年2月率兵入川后，于1644年7月攻占重庆，随后又于当年9月攻占成都，尽管曾经一度控制四川大部，但由于明军残军和川民的反击，加上与李自成的农民军相互攻伐，后期又面临清军的进攻，因此在四川的大部分时间，张献忠能控制的地盘，其实仅限于成都周边的十几个县等川东和部分川北地区，从管控区域来说，尽管在管辖境内疯狂*戮，但张献忠的“屠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涉及到四川全境。
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张献忠的“屠蜀”虽然恶贯满盈，但并非是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
考究史书可以发现，四川真正的大乱，从明朝灭亡的当年1644年开始后，三年后（1647年）张献忠被*，但此后南明军队、大西军余部、李自成大顺军余部，以及四川本土的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等又与清军展开了反复的厮*争夺，到1662年投降南明的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病逝，这也宣告了南明在大陆的抗清势力全部覆灭，但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又接着爆发，此后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才最终平定整个四川，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37年间（1647-1681年），四川仍然陷于长期的战争、动荡之中。
6根据史*载，以清军在对四川等地的征服过程为例，清军经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或全城俱歼，或*男留妇”。
史学家李光涛就指出，制造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恶例的清军，“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1644-1647年），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指三藩之乱中吴三桂军队与清军在四川的战争），后先相映盖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薙发者，凡遁山谷不为编户之民者，彼皆*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史学家萧一山也指出，“（清军在）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殆不下于献贼（张献忠）。”
而明军和四川本土军阀对四川人民的屠戮，也是异常残酷，例如部分南明军队“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首）级，半是良民”，而摇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也是“城野俱焚掠”，这种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屠戮、*害和掠夺，又导致了土地抛荒、饥荒、瘟疫，以及虎患等次生灾害，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口统计时，全川从1578年统计的310.2073万人，锐减至1685年的1.809万人，人口锐减达99%。
对此，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曾经让当时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请其父亲张烺（1627-1715年，四川遂宁人）回忆明末清初整个四川的动荡情况，张烺于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烬余录》，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张烺总结指出：
“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在成王败寇的清廷高压和既得利益作用下，张烺不敢明确指出清军对于川民的残酷迫害，但大体揭示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后来，刘景伯在描述明末清初四川往事的史书《蜀龟鉴》中也大概指出当时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
“川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摇黄者（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十四五，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