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塔通高25米，外形为八角五层阁楼式设计，古朴而别致。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涞源兴文塔。
兴文塔的修建与涞源一个古老的行业有关—铸币。据传，唐天宝年间负责铸币的飞狐匠人集资修建的这座兴文塔，取“兴文重教”之意，冀望子孙后代可以依靠读书改变命运。镶嵌在塔基上的一块汉白玉石碑，便记录下当时涞源铸币业的繁盛。
涞源因出产高品位的铜矿而成为历代王朝的中央铸币厂，1982年在涞源浮图峪就曾出土了铸币炉遗址以及大量西汉五铢钱，甚至还出现了两件五铢钱铁范。
铁范就是铸造国家货币所用的钱模，一枚枚五铢钱就在铜汁的浇注与冷却中成形，取代了秦朝的半两钱，成为由汉至隋重要的法定货币。
此后，飞狐铸币的历史因战乱而时断时续，最终在公元1685年，康熙皇帝才停止了涞源自汉代开始的采冶铸币历史。
唐代兴文塔的修建，并没有实现飞狐人腾达富足的梦想。从唐末纷乱的五代割据到宋辽交锋的金戈铁马，这片土地一直深陷在战火笼罩中，未曾有片刻宁静。
于是，人们便将对家国安定的祈望寄托在飞狐城的千年古刹阁院寺中，阁院寺位于县城中部，辽代史称阁子院。
寺中现存最早的建筑文殊殿修建于公元966年，辽应历十六年。此时距离唐朝灭亡只有59年。
文殊殿的建筑形式为单檐布瓦歇山顶，屋宇进深，面阔各三间，为减柱造结构建筑。这种方殿建筑格局在现存辽代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辽代之后，太行山的庇佑让这座古寺未曾遭到毁坏，却也淹没在茫茫历史中。
1979年，一支清华大学的科考队造访了这座偏僻的山城。考察队的负责人是63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作为梁思成的入室弟子和重要助手，莫宗江陪梁思成考察了赵州桥、佛光寺等大量古迹。
1979年的这次邂逅，让涞源古寺与建筑大师就此相遇。莫宗江对阁院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在当年发表了《涞源阁院寺文殊殿》的建筑学论文。至此，涞源阁院寺才重新被大众所知晓。1996年，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以后，国家相继对兴文塔与阁院寺展开整体修缮，这座辽代的大型古建在2020年完成整修，重现雄姿。
沧桑风雨，时空变幻，古寺、古钟与古塔见证了光阴对这座山城的打磨与勾勒。源远流长的边塞文化，雕饰着飞狐人那绝不向命运低的刚毅与坚忍。
红色历史1941年，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涞源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下的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如一把楔子，牢牢钉在日军布防的华北地区，粉碎了一次又一次扫荡，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1939年深秋，涞源县城再一次落入敌手，坐镇张家口的日本“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布规秀希望以此为契机，从北线插入一柄尖刀，直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阜平。
位于阜平东北方向的涞源解放区成为日军急需突破的要塞。于是在阿部规秀的调动下，1500多名日伪军从张家口奔赴涞源。
阿部规秀没有料到的是，日军驻屯军的动向早已被中共涞源地下党破获。涞源白石口山路崎岖，险峻难行，山腰上矗立数百年前明王朝修建的长城要塞，这里就是当年八路军杨成武部队伏击圈入口。
1939年11月3日清晨，雁宿崖歼灭战打响。向银坊进攻的日军520余人在雁宿崖雅被全歼。这场战斗中，日军除13人被俘，其余大部分被歼灭，八路军缴获大量物资。雁宿崖的惨败，让号称“山地战专家”的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
1939年11月4日，这位刚刚被晋升为中将的日军主帅亲率1500余人再次进返来涞源解放区。于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大战在太行山中拉开帷幕。
11月6日，53岁的阿部规秀进入黄土岭一线。然而，这里却是年仅25岁的杨成武给这位日军军名将设下的“落凤坡”。至此，八路军参战部队已经完成了对阿部规秀的包围。
7日下午，黄土岭之战打响，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就在战斗进入白热化的时候，正面迎战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接获报告，黄土岭一座小院发现日军临时指挥所，陈正湘随即命令展开炮击。
当时只有18岁的炮手李二喜完成了这次定点炮击。在一团担任干事的军旅作家魏巍亲眼目睹当时的情况。他在战地通讯《黄土岭战斗日记》中这样写道：“说话之间，有几发炮弹就接二连三的在那里爆炸了。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就这样，四发炮弹全部命中日军指挥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