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前152—前80），西汉著名经济家、政治家，中国历史上首倡国有垄断
汉武帝一手造就了西汉的鼎盛繁荣时期，北击匈奴、西通西域，让所有华夏儿女都扬眉吐气，但阔气的出手背后，是巨大的人员、物资、金钱支撑，整个国库几乎耗尽。
迫于无奈的汉武帝只好寻求经济改革。
当时的西汉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已经恢复到3000多万人，整体社会生产力提升一大截，财富暴增。
司马迁曾形容长安城内“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然而在社会的另一面，却是极端的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大地主和大富商们在资产占有上“田连阡陌，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生活上“男不耕织，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同时财富上显赫的地方豪强们也大多和官吏勾结，形成史书上被称为“豪强”的既得利益集团。
以小农模式为主的农民生活十分艰苦，除去田租以外，还要承担丁口税，也就是人头税，西汉允许以钱代缴纳，15岁以上都需要缴纳，直到60岁，每人每年120钱左右。汉武帝时期曾经为了征集军费，一度强行规定3岁以上都要缴纳，导致大量民间婴儿被遗弃，后不得不纠正恢复。农民们每年还要提供1月劳役，折钱300，一生要担任两年戍边一次，折钱2000。不少农民只好主动选择卖地卖身，委身为奴，换取大地主的庇护和免税，这也是土地兼并泛滥的一个缘由。
盐铁会议，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论战
鉴于此，汉武帝决心推行改革，从地主豪强集团手中夺回财富利税，采纳了大司农桑弘羊的建议，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项就是盐铁改为国营专卖。汉武帝之前，汉朝几任皇帝都崇尚“无为而治”，因此中央政权对盐、铁、铸币等关系经济命脉的项目，长期默许民间经营。然而地方豪强势力凭此长期牟利却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
盐是人类必需品，成本低廉却制造繁琐，非常适合垄断经营
在汉武帝强力支持下，桑弘羊主持推进所有的盐铁矿都被国家机构控制接管，设立运行机构，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从事盐铁行业的商人*或*，史*载当时商人们在旱灾时咒骂桑弘羊的言辞：“烹弘羊，天乃雨”。
第二项就是平准均输策。桑弘羊为了避免私人势力控制社会物价，熨平商品周期价格波动，决定实施“平准”之策，即国家财政出面在原产地大量采购出产物资，储存于仓库之中，待到紧缺时节再以平价出售给百姓。而“均输”则是由政府组织，到全国各地大宗采购，统一运输，经营官营商业。
平准均输，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获取利润，有力地平抑了市场物价，抢占了商贩的利润。
第三项是算缗告缗令。主要是针对各地富贾的财富苛以重税，隐匿违反者，旁人可以告发，告发属实则商人要被发配边疆一年，财产没收，告发者获得一半。同时增加对往来贸易货物的税款，按照价值6%征收，导致大批中等以上的商贾*。
西汉五铢钱，工艺精美，质地优良，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铜币典范
第四项则是统一铸币。汉武帝废除以往四铢钱、三铢钱，改为五铢钱，禁止各诸侯铸币权，让中央掌握了铜矿资源在手中，统一货币规格和制造工艺，彻底垄断货币制造。
按理说，这四项做法都是对国家财政和平民有益的，大大改善了汉朝的财政情况，客观上也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
桑弘羊评价改革：“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
但政策具有两面性，桑弘羊推行的事实上是积极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必须要看到的是：
对工商业的刻意打压，严重摧残了商业贸易经济的发展，当时许多人也指出桑弘羊之策是“与民争利”，缺乏商业的支持，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发生巨大转变，成为单纯的“农耕-战争”战时支撑体系，造成“国强民困”，把以“小农自生产”为主要模式的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性无限放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政策变化，纯粹的农业结构社会是无法完成自我平衡和修复的。
更何况一切都采取国营，缺乏市场化竞争，内部流程贪腐和基层官吏执行过程中的敲诈和欺压，也让整个新政都变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