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其实早在20年前，李鸿章就已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大清最危险的敌人。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想敌。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20年来的变化，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远远超过大清。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 避战求和”， 建议光绪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大清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然而，对李鸿章这一建议，光绪认为简直荒唐可笑。主动撒军，有失大清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时间整军备战。在光绪的严厉催逼下，大清终于中了日本的圈套，走上与日本决一死战的不归路。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上，光绪暴露了他在知识储备上的严重不足。虽然从十岁起，慈禧太后就让他学习阅读奏折，但亲政五年后，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惊人地无所知。
这源于他接受的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虽然在光绪出生前四年已有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在光绪七岁时已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但光绪接受的完全是传统的教育，他的师傅是状元出身的老儒翁同龢，教科书也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光绪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书本知识以外的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在光绪的大脑中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
25岁的光绪其实对军事一窍不通，战争形势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战争开始，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即遭失败。此时光绪尚不以为然，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迎头痛击。及至平壤之战，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放弃平壤北逃，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占领朝鲜，光绪震怒，认为这是李鸿章临场指挥不力的结果，拟拔去李鸿章的三眼花翎，严加议处。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日本人即突破鸭绿江，兵锋直指沈阳。直到这时，光绪才发现，原来大清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现在，这场战争已不是灭不灭日本的问题，而是大清会不会被灭的问题了。
光绪如同站在瞬间决口的大堤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无论如何马上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非常急迫。光绪要求将军们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光绪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大忌。日军侵人大清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战争不可能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已演变成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光绪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主张——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将日本拖垮。此议一出，许多老谋深算的大臣纷纷表示同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这个战略是唯一取胜之道。然而光绪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大清境内前进得越远，光绪就越惊慌失措。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慈禧太后
上演一次仓皇辞庙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已经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于如何阻止日本。他催战甚急，不断把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而所有的前方将帅，都让他大失所望。光绪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胆怯”“无谋略”;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光绪的不断催促下，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前线，被日军吞噬。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光绪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同样如此，光绪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光绪对海军提督丁妆昌极为不满，要撒他的职，经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光绪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赏罚失当有着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光绪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光绪的威胁下，几个勇将先后自*。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因此他只希望战死沙场。在自*殉国后，丁汝昌仍被光绪撤职抄家，儿孙流离失所。
在这场战争中，光绪的性情急躁、毫无耐心暴露无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担当大任的材料，所以甲午战败也是难免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