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春天，也使三国至明代考古得以迅猛发展。在这50年里，伴随伟大祖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高歌猛进，对各种古遗址、遗迹、墓葬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日益广泛深入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从而积累了十分丰富而系统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学科领域不断扩大，并逐步趋向体系化。
对于新中国三国至明代考古的重大成就，80年代中期相继出版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已经做过比较全面而有重点的总结。我们今天为庆祝建国50年而撰写的这篇短文，拟在前述总结的基础上，重点阐述1986年以来除宗教遗迹、遗物、陶瓷、文书、碑刻以外之各项遗址、遗迹、墓葬考察、研究的主要收获。
一、城址及相关建筑遗址
50年来考古发现的三国至明代城址，可分为历代中央政权的都城和离宫遗址、地方民族政权都城遗址、地方城市和军镇遗址三大部分。
（一）历代中央政权的都城和离宫遗址
历代中央政权的都城遗址是所有城址中最受人们关注，也是考察工作做得最充分的部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中，已将邺城、鄂城、汉魏洛阳城、隋大兴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辽上京、辽中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大都、明北京、明南京、明中都等遗址列为专条或有较集中的叙述，其中除邺城遗址当时仅有少量地面调查材料外，其他城址皆已有较多的调查发掘资料作依据，至少业已明确城址的范围、形制，而绝大多数城址已经查明了它们的城垣、主干道路、宫殿区、居民区和商市之所在， 对其城市布局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1986年以来都城遗址考察工作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都城遗址，考察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扩展。对汉魏洛阳城遗址，相继进行了城垣马面遗址、建春门遗址、北魏永宁寺西门遗址、大市遗址的发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和太极殿、 金墉城城垣的试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汉魏洛阳故城金墉城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取得了关于汉魏洛阳城市防御、交通、 北魏寺院布局、宫殿建筑的新资料，得知金墉城的3 座小城并非同一时期所建，只有丙城是魏晋时期的建筑。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城垣解剖（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外郭城和水道勘探， 初步掌握了自西周经东周、汉魏，该城由小到大的沿革轨迹；证明北魏确曾在故洛河北岸修筑外郭城，使此城的规模东西、南北都达到了10公里。勘察和研究表明，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城内布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至晋代，宫殿区经历了由相对分散的南北宫制向集中于城区北中部的单一宫制转化；北魏时外郭城的出现，使汉至晋代洛阳城变成了内城，内城之大部为宫城及宗庙、中央衙署所占据，已具有某些如同隋唐皇城那样的性质，郭城则成为主要居民里坊区和工商市场所在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在隋大兴唐长安城， 这些年又相继发掘了皇城含光门，大明宫含耀门、三清殿、翰林院、朝堂，以及大城内的青龙寺、西明寺部分遗址，并对大明宫含元殿做了整体揭露（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在隋唐洛阳城， 相继发掘了郭城永通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等：《隋唐洛阳城永通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2期。），宫城应天门、乾元门、武则天明堂和皇城右掖门外上阳宫遗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2期。），勘探、 发掘了宫内九洲池遗址和郭城东南隅的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并根据新的发现，对前所发表的宫城及宫侧诸小城的平面布局图提出了若干订正（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通过长安安定坊和洛阳履道坊坊内道路的清理，还明确了当时里坊的基本建筑布局。这些，对于再现隋唐两京的历史风貌，无不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一些以往尚未充分开展考察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对邺城和北宋东京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上。对此二城址较大规模的考察同始于80年代。在邺城遗址，迄今已完成对南北二城的城垣、城门、城内主干道路及宫殿区的勘探和重点发掘，据此可知邺北城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2400、南北1700米，四面城垣上勘探确定了6座城门的位置。城区之内， 由东垣建春门通往西垣金明门的大道，将整个城区分成南北两大部分：道南为里坊区，道北部分自东至西分为三区，分别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戚里、宫殿区和铜雀园。在铜雀园西侧的大城西垣上，发现了铜雀三台中居南二台的遗迹，展现出有别于秦汉以来都城的一种新的城市布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邺南城平面呈竖长方形， 南北3460、东西2800米。对南垣正门朱明门的发掘表明，此门为一门三道，门洞建筑同汉唐诸城门一样，采用大过梁式结构，不同的是，门外所筑双阙以短墙与大城垣连为一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 8期。）。因地理条件所限，对北宋东京城的勘察难度颇大。现已查明，此城由外城、内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构成。外城范围大于明清开封城，诸城垣夯筑，处于明清开封砖城墙外1.3～2公里处。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7590～7660、东西宽6940～6990米。按《东京梦华录》，四面城垣上应有城门12座、水门6座，现已发现城门10处，门外多有瓮门。内城位于今开封市内，南垣在大南门以北约300米的东西一线， 北垣南距龙亭大殿约500米，东、西二城垣叠压在明清开封砖城墙下。平面略呈方形，周长约11.5公里，面积较明清开封城略小。皇城位于内城西北部，即今开封市区之潘、扬湖一带，平面略呈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形， 周长2500米。东京城内主干道路共4条。其中最主要的街道，北起皇城宣德门，南达外城南薰门，时称御街，实为全城的南北轴线，其位置、走向约与今开封城中的中山路相应。另外3条大道， 一条自州桥往西通往外城新郑门，一条由州桥往东通向新宋门，另一条从相国寺往北通向新封邱门。州桥遗址位于今中山路中段，其为横跨汴河而建的南北向砖石结构拱形桥，长17、宽30米，保存基本完好（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在东京外城西垣外近300米处， 还勘探发现了金明池及其周边的建筑遗迹（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关于北宋西京城遗址，在勘察隋唐洛阳城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较重要发现，包括一些不完整的宫殿基址和官府衙署遗址等（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邺城和北宋东京城，都是处于我国古代都城平面布局发生历史性转变时期的关键城址，对它们的勘探和发掘，不仅填补了我国都城遗址系列的空缺，而且对都城史研究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此外应该提到的是，北魏前期国都平城和南宋都城临安的考古勘察工作，近年也有重要收获。平城北魏明堂辟雍遗址的发掘（注：刘俊喜等：《平城考古获得新突破——大同发现北魏明堂辟雍遗址》，《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21 日。）和临安郭城南垣及太庙遗址的发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 期。），都预示着究明其整体布局的那一天将不会距我们太远。
其三，多处著名离宫遗址被发现，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勘察或者清理发掘。迄今所知的此类遗址有唐九成宫、华清宫、玉华宫和翠微宫4 处。九成宫系在隋仁寿宫基础上经修缮、增建而成，位于今陕西麟游县新城区。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平面略呈长方形，有宫墙二重，内垣平直，外垣屈曲而跨谷据岭。外垣之内，以居中主殿为中心，凭山面水建造殿台亭榭数十座。已发掘的数座，规模大小不一，建筑风格各异，近年报道的37号殿址，以其宏伟的规模、独特的建筑结构，赢得各方面的重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图版柒，2）。位于陕西临潼的唐华清宫遗址，发掘面积已达6000平方米，清理出7个形制、 结构各异的石砌汤池。据考证，其中的5 个分别是当年的莲花汤（又称御汤九龙殿）、海棠汤（贵妃汤）、太子汤、星辰汤和尚食汤。各汤池的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一体，彼此互不干扰，并注意避开地面建筑物（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 5期。）。玉华宫和翠微宫，俱为唐代皇室的避暑胜地和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分别位于陕西铜川和长安县，对它们的了解虽不及前两个离宫遗址清楚，但现已可以初步确认玉华宫建筑群体的中轴线和宫殿建筑范围，并知道南风门、玉华殿、肃成殿的位置（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在翠微宫， 也发现了当时的一处主体建筑基址和石舍利塔等遗存（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二）都城以外的地方城址
这类城址中，规格最高、工作成果最为显著的首推隋唐扬州城。它曾是隋江都宫所在地，又是唐代仅次于东西两京的重要城市，且为宋及以后历代所沿用。1987年以来的勘察表明，隋江都宫城位于今扬州北部的蜀冈上，系在汉广陵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平面呈不规整的方形，南北约1600、东西约1900米，四面各辟一门。南门一门三道，规格略同京都皇城正门。唐代扬州，除沿用隋江都宫旧址建子城外，又在蜀冈下营建了罗城。子城乃官府之所在，罗城则用以布置工商市肆和居民里坊。罗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4200、东西3120米，周绕夯筑城垣，四面共辟7门。城内勘探出南北大道3条、东西大道4条， 并在诸东西大道间探出方向与大道相同的小道9条。依据这些实物资料， 已能基本复原罗城内道路、水道网络和里坊分布的整体面貌。勘察还表明，宋代扬州由大城、宝祐城、夹城等三城构成。宋大城和宝祐城，分别以唐罗城东南隅和子城为基础缩建而成，夹城处于大城和宝祐城之间，起着连络南北二城的作用。宋代扬州军事意味浓厚，其性质与唐代扬州截然不同（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
新发现的三国至明代城址，有州郡城，也有军镇和军事要塞，总数约有数十座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位于江西九江县的六朝时期寻阳城和半洲城，位于江苏镇江市东北的东晋京口城，内蒙古境内北魏代北六镇中的怀朔镇城和柔玄镇城；位于河北石家庄市振头村的唐恒州都督府城；位于内蒙古库伦旗的辽灵安州城、辽宁喀左县的辽利州城、黑龙江克东县的金蒲峪路城，以及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黑水城元亦集乃路城等。有些地方古城遗址分布十分密集，如在吉林永吉一地即发现辽金古城址7座、烽燧遗址5处；在内蒙古科右前旗辽金泰州境内发现古城址57座。令人高兴的是，对这些古城遗址，不仅仅是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对有些重要遗址，如金蒲峪路城（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1987年第2期。）、元亦集乃路城（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第7期。）等， 还做了较大面积的发掘。这一形势说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地方城市和军镇城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心和重视。
（三）与地方民族政权相关的古城址
这类古城址，主要分布在历史上曾是地方民族政权所在地的我国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1985年以前发现者，如南诏太和城、大夏统万城、高昌国都高昌故城、高句丽国内城和诸山城、以及渤海的上京龙泉府城，已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自那以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这种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业已查明城市基本布局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以取得更加准确的科学资料。如在渤海上京龙泉府城，相继发掘了宫城第一宫殿的东西廊庑遗址和宫城南垣的城门遗址。前项发掘，是对早年日本人挖过的遗址再作全面清理，结果在两廊之东西向段中部各发现一处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单元，可能是楼阁之类的附属建筑物；在两廊之南北向段，清理出早年发掘遗漏的一列柱础，因知南北向段并非28间而是29间；同时还清理出了廊庑建筑的壁柱和地面。这次清理不但纠正了旧资料在两廊结构、布局方面的错误，还以实物资料证明，两廊的建造年代，可能晚于第一宫殿的主体建筑。后项发掘，是清理宫城南垣之午门台址及其东侧的4号门址（同侧的1号门址前已发掘）和西侧的2、3号门址。据此可知，诸门址皆采用大过梁式门洞结构，门枕石、门槛石等也近似于唐代建筑的形制；1、2号门址应为上层统治者进出的通道，3号门址当供运输或宫廷其他人员出入，4号门址为假门，大约只有求得建筑上对称方面的意义（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渤海上京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发掘清理简报》、《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同见《文物》1985年第 11期。）。属于这类情况的工作，还有对吉林集安高句丽国内城的重新调查、试掘和测绘（注：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通过工作确认， 此城址原为一座有夯筑城垣的土城，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之初，曾予沿用，迁都一段时间之后，才沿用土城垣旧基修筑了石城，现存石筑城垣下部砌作规整、墙面平齐的部分，即是高句丽石城的遗迹。据实测，其平面略呈方形，东垣长554.7、西垣长664.6、南垣长751.5、北垣长715米。城之西北、西南、东南角部各有一个突出墙外的方台，似为角楼遗基，东北角呈弧形弯转，不筑角楼，但夹城角之东、北两面各筑一座马面。城之四面共设城门6座，门外均有瓮门，城垣外侧还建有马面。城之中部发现较多建筑基址，或为宫殿区所在地。另一种发现，以往不曾见于报道，可视为新发现者。其中有近年在***乌鲁木齐市南郊发现的乌拉泊回鹘故城，更有一批分布于辽宁、吉林的高句丽山城。新报道的高句丽山城有辽宁新宾县黑沟山城、太子城，宽甸虎山高句丽山城，沈阳市石台子高句丽山城，铁岭市西丰县城子山山城、催陈堡山城和吉林柳河的罗通山城。通过调查或小规模发掘，对山城的形制、范围、建筑布局及其历史沿革，大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它们无疑都是雄踞山口要隘的防御要塞。有些在高句丽历史上颇有名气，据考证，铁岭市城子山山城，始建于夫余时期，高句丽占据此地后，一直被称为夫余城；催阵堡山城当为高句丽的金山城；宽甸虎山的高句丽山城，即是著名的勺泊城。这些发现，大大丰富了关于高句丽都城建设以及完整防御体系的研究资料。
关于古城址研究的文章，除去前面涉及到的探讨城市布局、城市建筑、水道系统者外，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规划手法的探讨》（注：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年第3期。），应该算是一种新的有益尝试。
二、其他建筑遗址
这里所说的其他建筑遗址，包括祭祀遗址、水陆交通遗址、水利工程遗迹、金界壕遗址、矿冶等手工业遗址。
（一）辽、西夏祭祀遗址
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是辽道宗及其以后的祭祀圣地，其祭祀遗址位于罕山主峰正南。其处原有石碑，附近分布着8处建筑遗址， 对其中的4处作了清理。1、2号遗址建筑面积小、结构简单， 当分别为小型祭室和碑亭；3号遗址面阔5间、进深4间，室内北中部有一凹字形祭台， 西北角有烧坑2个，应是用于祭祀的主要建筑；4号遗址，为一组庭院式建筑，约为与祭人员的休息场所（注：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8年第11期。）。西夏与祭祀有关的遗址，位于西夏陵园北端，为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群体，面积约6万平方米，现存各类建筑遗迹10余处。过去曾以之为西夏陵邑，发掘表明，它可能是西夏的祖庙遗址（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 期。）。
（二）隋唐桥梁遗址和遗物
新发现的隋唐桥梁遗址有隋灞桥遗址、唐东渭桥遗址和蒲津桥遗址三项。西安隋灞桥遗址，已清理出桥体长度达20多米，包含4 个船形石砌桥墩和3孔桥洞。桥墩有分水尖，上饰石雕龙头；墩体之下， 自上至下依次铺设石板、方木、栽植柱桩以为基础（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依记载， 此桥建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元代始废。1978 年曾在陕西高陵县耿镇乡出土唐《东渭桥记》碑碑体，1981年～1983年发掘了唐东渭桥桥址。知其为一座大型木柱桥，全长548.8、宽11米，清出22排木柱和一批铁石构件， 以及分水金刚墙4处（注：陕西省博物馆编：《隋唐文化》， 学林出版社，1990年。）。蒲津关，又名临晋关，地当陕西大荔之东，隔黄河与山西永济蒲州古城相对，控扼蒲津渡口。秦昭襄王于此初作河桥，其后西魏、隋、唐皆在此连舟为浮梁。唐浮梁称蒲津桥，是唐代的三大河桥之一。关于此桥，《方舆汇编·职方典》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唐开元十二年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铁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岸以为舟梁。”1989年在蒲州城西门外黄河古道东岸发掘出铁牛和铁人铸像各4尊，4牛之间且有两座形体高大峭拔的铁山，在诸大型铸件所在处的中心部位，还有一根硕大铁柱深植于地（注：樊旺林等：《唐铁牛与蒲津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这些应即开元时期桥头遗址上用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主要设施。
（三）黄河两岸古栈道遗迹
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建设工程，1996年～1997年山西、河南两省考古工作者，对三门峡以东黄河两岸栈道遗迹的调查，又有新发现。据报道，在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沿河50余公里的地段内，发现古栈道遗迹40处，累计长达500 余米（注：张庆捷等：《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在河南新安县八里胡同峡长约5.5～6公里的黄河南北两岸，发现古栈道遗迹14段。其遗迹包括不同形制的壁孔、底孔、桥槽、历代题记等（注：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编：《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题记中纪年最早者为东汉建武十一年，次为曹魏正始九年，而最常见的仍是唐、宋、明、清纪年。
（四）水利工程遗址
80年代初期，在配合浙江省杭州市江城路立交桥建设工程时，曾清理出一段吴越钱氏时期所筑捍海塘基（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钱氏捍海塘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4期。）。基础宽25.25、上面宽8.75米，残高5.05米，用石块、竹木、细沙土等材料筑成。其中心为宽厚的泥塘，内外两侧建护基木桩。于塘基外侧复植4排木桩， 木桩间置竹笼沉石，再外更设有滉柱。此作法属“竹笼沉石”结构，是我国古代筑塘技术迈进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新发现的另一项水利工程遗址，是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的引泾灌溉渠道——丰利渠的遗迹（注：秦建明等：《陕西泾阳北宋丰利渠口发现石刻水尺》，《文物》1995年第7期。）。此渠首设在陕西泾阳县王桥乡西北的泾河峡谷之内。渠首现存两组闸槽，在前闸的前方和前闸顶部之东壁，各发现1处保存较好的线刻水尺。水尺为连续方格状， 格高平均值约为30.6厘米。水尺前后尚有闸槽、石窝、水标等相关设施。这组水尺，当是凿渠时为直接观测渠水正常流量和超常流量而专门设置的。
（五）金界壕遗址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曾设专条阐述金界壕的性质、形制结构和分布状况。此后又在吉林省舒兰县西部和内蒙古哲里木盟霍林河矿区各发现一段金界壕遗址，对后者且作过必要的发掘、清理。霍林河矿区的金界壕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12.5公里。由堤墙和壕堑两部分组成，一般是山岗处壕堑较窄，堤墙较低，平原处壕堑较宽、堤墙较高且附建马面；正当山口处，增设附壕小堡，并以之与界壕内侧的边堡相呼应。矿区内共发现边堡4座，均建于视野开阔、水源丰富， 适于居住的地方，距界壕1公里左右，堡间距5～10公里。平面多方形，边长200 米上下，围墙夯筑，附建马面、角楼和护城壕。发掘表明，戍卒除守边作战外，平时还从事农业、畜牧、建筑等劳动（注：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2期。）。
（六）矿冶等手工业遗址
80年代以前发现的矿冶和其他手工业遗址，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中曾有涉及，但此后见到的有关报道则更为引人注意。矿冶遗址中，有河南的安阳县后堂坡、铧炉，林县铁炉沟、申村和南召县下村唐宋冶铁遗址，江西的分宜县唐宋采矿冶铁遗址，南京的九华山唐代铜矿遗址，安徽铜陵的汉唐至北宋采矿冶铜遗址，河南的桐柏围山城唐宋至明清银矿遗址，栾川红铜沟金、明银铅锌共生矿遗址，灵宝明清秦岭古金矿遗址，以及山东莱芜宋及以后古铁矿冶炼遗址和河南禹州北宋煤矿遗址等。这些矿冶遗址，分布范围大，采矿或冶炼遗迹密集，有的甚至是采矿、冶炼、铸造遗迹集中存在于一地，体现了古代矿冶生产的特点和发展水平。如河南林县申村冶铁遗址，面积可达30万平方米，遗址中北部是冶炼区，至今仍残存炉基21座，遗址南部为生活区（注：杨育彬等主编：《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江西分宜县湖泽乡采矿冶铁遗址，露天开采褐铁矿，其地矿粉、铁渣、铁流散布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发现冶铁炉9座， 附近还有与铸造相关的遗存（注：彭振声等：《分宜发现唐宋采矿冶铁遗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26日。）。南京唐九华山铜矿， 是在现矿区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迄今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处、古采矿场4个。在4个采矿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个天井、28个巷道口，还清理出一处冶炼遗迹（注：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年第5期。）。在安徽铜陵采矿冶铜遗址发现采矿遗址9处、冶炼遗址20处（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河南桐柏围山城银矿遗址， 分布于银洞坡和破山洞两地。在银洞坡发现古采坑和矿洞21个，破山洞发现较大古矿坑12个；在银洞坡山下馆驿村一带普遍可见古代冶炼留下的炉渣（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河南禹州北宋煤矿遗址，发现于神垕镇梨园煤矿，由管理区和矿井两部分组成，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已查得古井口11个，已知2竖井的深度分别为54和64米；由今煤矿巷道中犹可看到古巷道的遗迹（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其他手工业作坊遗址，最可称述者当是河南郑州市金水河路发现的宋代水力磨坊遗址（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该遗址由连为一体的水槽、水道、水池三部分组成。水槽，木质，呈长方形凹槽状，长16.9米，出水口装有闸门。往东接石砌凹槽形水道，水道底部、侧壁尚存水力机械立轴插孔和承支架小龛。再东，则为石砌方形水池。这组遗迹以西，曾探出大水潭一处，潭水当引自金水河，此即水力磨坊用水的水源。像这样完整的古水力磨坊遗址，以往尚不多见。
三、墓葬
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发现的三国至明代墓葬，概括起来可分为历代帝后陵墓、官宦贵族和平民墓、地方民族墓葬三大类。
（一）历代帝后陵墓
除前蜀王建墓、辽庆陵建国以前已被发掘外，所有1949年～1985年调查、清理的帝后陵墓，诸如河南洛阳西晋帝陵，江南六朝陵墓，山西大同方山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万年堂，河南洛阳北魏帝陵，陕西西安地区唐代十八陵，五代的四川成都后蜀孟知祥墓，南京南唐二陵，广州南汉刘晟墓，杭州吴越王钱氏墓，河南巩义北宋皇陵，浙江绍兴南宋六陵攒宫，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南京明孝陵，北京明十三陵，以及建于安徽凤阳和江苏泗洪县的明皇陵、祖陵等，已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中，对各陵的形制、布局、陵园制度甚至墓室结构、随葬器物等也都做了简要的阐述，由此不难看出各代陵墓制度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自那以后有关历代帝后陵墓的新发现，约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调查勘探隋文帝泰陵并发掘了一些亟待清理保护的帝后陵墓，如北魏宣武帝景陵、北周武帝孝陵、唐僖宗靖陵和五代十国之闽国王审知墓等。
隋文帝泰陵（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 位于陕西扶风县东南的王上村旁。由调查和勘探得知，其陵园东西756、南北652米，四面陵垣中部设门，四角建有阙楼。陵园内墓葬封土尚存，整体呈覆斗形，底部东西166、南北160、残高27.4米。在陵园东南的陵角村和陵东村之间，旧有隋文帝祠庙，废墟上曾有倒卧螭首圭额石碑一通。
北魏宣武景陵，是洛阳北魏诸陵中唯一得到全面清理的一座（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通过勘探和发掘， 取得了有关该陵封土形制、规模、神道石刻以及墓室结构的科学记录，结合文明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万年堂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形成了关于太和以后北魏帝后陵寝制度的初步认识。
北周武帝孝陵，是宇文邕同武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约100米处，地上既无陵前石刻，也无封土和寝殿遗迹， 是因被盗而清理的（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它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有5个天井、 5个过洞、4个壁龛，全长68.4米。甬道内平置“孝陵志石”， 还出有武德皇后志石1方，天元皇太后印1枚，随葬器物主要是150余件陶俑、 一些陶模型器和陶器，另有不少金、铜、玉质小件器物和装饰器。资料显示，孝陵的营建、葬埋是遵照武帝临终“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的遗诏行事的。
闽国国王王审知墓，位于福州北郊莲花峰下，东西二冢并列，墓后土坡中央树有明万历十三年重修闽王墓碑，墓前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石人2对，石虎、石羊、石狮各1对。发掘表明，其墓系凿山为陵，由斜坡墓道和墓室组成。墓道长8.8米，两侧有石砌排水沟；东、 西二墓室皆作长方形，长近8米。因多次被盗，随葬品仅存墓志和瓷器、玻璃器、 铁器碎片（注：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
这些帝后陵墓的调查和发掘，填补了历代帝后陵制度研究资料的缺遗。
其二，对业已多次调查之帝陵如唐乾陵（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北宋皇陵（注：杨育彬等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的陵园做进一步的考察，除一般意义上的地面建筑调查、实测外，还对陵园之各类主要建筑遗存开展较大面积的发掘，取得了关于唐宋帝陵门阙以及宋陵封土、下宫建筑形制和结构的新资料。在北宋皇陵，更考察了与皇陵密切相关的寺院遗址。从而使有关帝陵的考察资料变得更加准确、完备和充实。
其三，发表了一批唐朝廷追尊之陵墓的考察报告，诸如河北隆尧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李熙建初陵和第三代祖李天赐启运陵、咸阳市后排村唐高祖父李昺兴宁陵、河南偃师唐高宗太子李弘恭陵、陕西蒲城县唐玄宗之兄让皇帝李宪惠陵等。这些虽是与帝后陵墓有所区别的另一类陵墓，但作为其时陵墓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学术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其四，对一些已经发掘的大型墓葬，学者们经过仔细甄别提出，它们有可能是尚未能够确认的帝陵遗构。比如蒋赞初的《南京东晋帝陵考》（注：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一文认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可能是元、明、成三帝陵墓中的一个；幕府山2号墓应是东晋穆帝的陵墓。又比如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形制、结构与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近似，墓内既有1500余件随葬陶俑和其他随葬品，更有气势宏伟、内容丰富的壁画（图版柒，1）， 发掘者认为它应该属于帝陵一级，近年更有推测其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 年）被追尊或谥为文襄帝的高澄或文宣帝高洋之墓者（注：参见宿白：《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第9期。）。此外， 根据在山西右玉和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发现的10余座较大北魏墓葬，有人认为，它们在地理位置上与北魏前期的皇陵——金陵应有密切关系（注：李清俊：《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
（二）帝后陵墓以外的各类墓葬
对于1985年以前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已做过分区分期的阐述，一些重要墓群、家族墓地和墓例，还被列为专条和专题作了重点介绍。此后公布的新资料甚多，连篇累牍，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拟从中归纳出以下几点，以概略揭示其学术价值。
其一，新发现的墓葬中，包含大批纪年墓，且形制、结构完整、随葬品丰富者占绝大多数。纪年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遍布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王朝。其中有的还是当地乃至全国某一朝代少见的纪年墓。这些，无疑为历代墓葬编年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科学依据。
其二，又有一些关于重要家族墓地的新发现。这类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已知家族墓地补充了新资料，另一种是将一批新的大家族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南京尧化门、甘家巷及麒麟门地区曾是南朝萧梁皇族聚葬地，建国以来已先后在这一带清理出可确定或推测属于王陵的墓葬4座，即安成康王萧秀墓、南平元襄王萧伟墓、桂阳简王萧融墓、 桂阳敦王萧象墓，1997年又在栖霞区白龙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凸字形大型砖室墓，墓主可能是临川靖惠王萧宏或其家族（注：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12期。）。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南京戚家山为六朝时期以谢鲲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墓地，而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区谢珫墓、谢温墓等7座墓葬的发掘结果显示， 司家山地区当是谢氏的另一处墓地（注：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属于新发现的大家族墓地有：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萧氏墓地、山东临淄北朝清河崔氏墓地、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唐韦氏墓地、广西钦州隋唐宁氏墓地、内蒙古科尔沁族辽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河北宣化辽张氏家族墓地（图版捌，3）、 河北石家庄市郊元史天泽家族墓地、南京雨花台明徐达家族墓地、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地、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地等等。这些大家族墓地，都是各该历史时期强宗豪族的族葬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延续时间长，排列严格有序，墓室建筑讲究，多有墓室壁画，随葬器物丰富且不乏珍贵文物，并有一定数量的墓志出土，不仅对恢复各宗族的世系和埋葬习俗是绝好的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有重要价值。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内蒙古赤峰市宝山主峰阳坡，发现一处由茔墙和墙内10余座大、中型墓组成的契丹显贵家族墓地。1993年～1996年对其中的两座墓进行发掘，二墓皆为砖石结构或石筑的壁画墓，1号墓并有“天赞二年（公元923年）”墨书题记，是为早期辽贵族墓中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实例。虽不能肯定其墓主为谁，但不排除是耶律阿保机嫡亲墓地、甚至先茔的可能性（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 期。）。此外，在吉林省双辽县还曾清理出一处与上述大家族墓地形成强烈对比的辽代平民家族墓地。
其三，新发现一大批富有资料价值的大、中型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含砖石结构墓）、砖室壁画墓、画像石墓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随葬品丰富甚至极为丰富，墓主中不乏当朝太子、公主、贵族、高官大吏或一代名流。有的墓室结构颇为特殊；有的随葬品种类与通行葬俗迥异；有的随葬品不多，墓室建筑及设施却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因此，足以作为研究历代埋葬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典型实例。此类墓葬为数甚众，稍加检选，即可举出数十例之多。其中属皇室成员墓者，有曹魏陈思王曹植墓，南梁桂阳敦王萧象墓，东魏茹茹公主墓，唐李承乾墓、大长公主墓、唐安公主墓、惠昭太子墓、金乡县主墓、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吴王妃杨氏墓，辽陈国公主及驸马萧矩合葬墓，金齐国王完颜晏墓，明辽简王墓等。其他墓葬之较重要者，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苏金坛方麓东吴墓、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山东苍山县西晋画像石墓、广州沙河顶西晋墓、江苏江宁下坊村东晋墓、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前燕墓、锦州前燕李廆墓、宁夏彭阳北魏墓、山西大同北魏元淑墓、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三道营北魏大型壁画墓、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湖北武昌马房山隋墓、甘肃天水隋至唐初石棺床墓、宁夏固原王涝坝唐史道德墓、河北献县唐墓、陕西咸阳贺若氏墓、咸阳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怀道墓、宁夏固原南郊乡唐梁元贞墓、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北京海淀八里庄唐墓、河南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四川成都金牛区后蜀孙汉韶墓、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河南洛阳北宋王拱辰墓、安徽合肥北宋马绍庭墓、河南新安宋代壁画墓、江苏武进南宋薛极墓、江西星子县南宋陶桂一墓、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图版捌，4）、 辽宁阜新契丹墓、河北宣化辽韩师训墓、内蒙古科尔沁旗辽耶律祺墓、山西襄汾金墓、山西大同南郊金墓、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博州刺史墓、北京密云太子务元代壁画墓、辽宁辽源富家屯元墓、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山西运城西里庄元壁画墓、山东济宁元张楷墓、四川重庆江北区明玉珍墓、山西永济明韩揖墓、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墓、江苏泰州明胡玉墓等等。
其四，新发现一批大型墓群。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是北魏都平城时期的文化遗存。现已发掘各种形制的墓葬167座， 出土各类遗物1088件，其中以陶器数量最多。陶器形制既表现出对鲜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大量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因素的特点。这批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拓跋氏某部族的成员（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在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以西，发现古墓葬213座，内有砖室墓101座，土坑墓112座。砖室墓规模较大，墓室最长可达18米，应为曹魏墓；土坑墓则可能是后赵、冉魏、前燕的墓葬（注：邺城考古队专稿：《配合京深高速公路建设邺城考古勘探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在西安西郊热电厂勘探，发现墓葬1000座以上，已清理各种形制的中、小型隋唐墓140座，出土各式陶俑、陶器、釉陶器、三彩器、瓷器、 铜器、铁器600余件，另有一些银、铜、玉、石、蚌质小件器物和近300枚货币，并有5方墓志。经整理研究，这批墓葬可分为隋至唐高宗、 武则天至中宗、玄宗至代宗和德宗至唐末4期。墓主可能是不同姓氏的平民， 少数为中小官吏，应是一处公共墓地（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在陕西凤翔南郊发现一处庞大墓群，分布范围东西1.5、南北近1公里，墓葬总数可达数千座。已发掘其中的155座，墓葬形制计有5种，葬式多样， 多以木棺为葬具， 出土随葬品400多件，它们分属盛唐墓和中唐墓。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在其中34座墓内发现殉人，总计达87人之多。发掘者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异族战俘和墓主人同族的奴婢，然有证据显示，他们更可能是与墓主人属于同一支居住在凤翔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成员（注：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此规模较小的墓群， 如南京富贵山的六朝墓群、四川松潘唐代墓地、河南偃师杏园汉唐墓群（图版捌，1）等。在偃师杏园墓群，前后发掘汉至唐代墓葬200多座， 其中西晋墓近50座、唐墓69座。西晋墓非常典型而且遗物品类齐备，对中原西晋墓研究颇有参考价值；69座唐墓，墓主多为中小官吏，其中37座出有墓志。以这批唐墓资料为主要依据进行的研究，对洛阳地区唐墓分期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此外，还揭露出一些特殊墓群。在安徽繁昌县城西郊的基建工程中，清理出13座颇有特色的北宋墓，为单室砖墓和土坑墓，部分用残瓷窑具或瓷片封顶，随葬品主要是普通陶、瓷器，墓室后部又都放置1～2件盂钵。据认为，其墓主应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即当时的窑工（注：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0期。）。
其五，在北魏洛阳城东外郭城内，曾清理了两处丛葬墓地。墓地内墓葬排列紧密且井然有序，随葬器物很少，随葬朱书铭文砖上有“西人”一词。被认为是桓温北伐所统“义故西人”在洛阳附近战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后的集体葬地（注：段鹏琦：《对汉魏洛阳城外廓城内丛葬墓地的一点看法》，《考古》1992年第1期。）。
其六，对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崖葬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和必要的清理，迄今已相继发表了四川宜宾、珙县、兴文、高县、筠连、乐山、绵阳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调查及清理资料。调查者认为，四川境内的崖葬，流行于六朝至宋元，当为古獠人的葬俗；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崖洞墓，流行于南朝末至明清，可能是壮族及其先民的遗迹（注：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0级实习队等：《宜宾县双龙、横江两区岩穴墓调查记》；同校78级实习队：《四川叙南崖葬调查纪略》，分别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和1985年第1期。）。
（三）地方民族政权控制区的墓葬
这类墓葬，包括高句丽墓、渤海墓、吐蕃墓、南诏大理墓和其他部族的墓葬。对高句丽墓、吐蕃墓、南诏大理墓的发现和研究，在80年代已经做过初步总结，此后较重要的工作有：在吉林集安东大坡高句丽墓群清理积石墓和封土墓95座，在辽宁桓仁县原高丽墓子村大型高句丽墓地上，又发掘由4座近方形和长方形大石堆组成的积石墓1座；在黑龙江发掘渤海大型石室壁画墓并在宁安发现渤海墓葬群；在西藏洛扎县调查吉堆吐蕃墓地；在四川西昌陆续发现一大批南诏大理时期的火葬墓和一通刻有大理国“盛德二年”纪年的墓碑，在云南澄江发现大理国至元代的火葬墓等等。
另外， 近几年相继对***尉犁县营盘汉晋墓地（注：蒋迎春：《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尉犁营盘汉晋墓地》， 《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8日。）和青海都兰县吐蕃时期吐谷浑人墓地（注：蒋迎春：《’96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都兰吐蕃墓群》，《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日。）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分别清理葬俗颇有特点的墓葬110余座和60座，出土一大批毛制品、 丝织品等珍贵文物。不少织物融汇了东西方文化因素，有的显然为境外输入品。对研究我国古代毛织、丝织工艺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历代墓葬的研究，涉及到很多问题，但重点仍在对墓葬的编年研究方面。这项研究一直是沿着对墓葬进行分区分期的路子开展。80年代以后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张小舟的《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注：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徐殿魁的《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 权奎山的《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注：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张小舟的文章将此期墓葬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区， 并将中原地区墓葬分为4期，将西北、东北地区墓葬各分为3期。徐殿魁的文章将建国以来洛阳及周围地区发现的隋唐墓葬分为4期， 从而结束了以往以西安隋唐墓分期涵盖两京地区隋唐墓分期的历史。权奎山的文章，将南方隋唐墓分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赣江地区和福建、岭南等六区，每区墓葬又划分出若干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还探讨了墓葬分区与唐代“道”的关系，各区之间的关系、各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还有一批探讨三国两晋南北朝袝葬墓、唐代双室砖墓、阴阳勘舆对北宋皇陵的影响、金代女真贵族墓、明代后期藩王墓葬制度以及山西境内金墓、福建境内六朝至宋代墓葬的文章。关于地方民族地区墓葬的研究文章，有《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分期》、《渤海墓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代西南民族墓葬研究》等。
四、出土文物研究举要
对于遗址、墓葬各类出土文物的研究，除散见于专著、专刊者外，还有大量文章刊布于各种期刊杂志，内容涉及金银器皿、货币、铜镜、马具、玻璃器、瓦当及文化艺术品等。
方兴未艾的古代金银器皿研究，继80年代初期首次出现关于唐代金银器皿的分期意见之后，1989年出版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又推出了一种关于唐代金银器分期的看法。齐东方在评论文章（注：齐东方：《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考古》1991年第2期。）中，在肯定其积极贡献的同时，对书中的“复古潮流”说表述了不同的观点。关于宋代金银器，则发表了《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注：萧梦龙：《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文物》1986年第5期。）一文。历代货币研究近些年取得的突出进展， 是对曹魏五铢钱的辩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注：戴志强：《曹魏五铢考述》，《文物》1998年第4 期。），对唐开元通宝的分期也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注：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第6期。）。关于历代铜镜这一考古学研究课题，新发表的文章有《略论中国古代人物镜》（注：孔祥星：《略论中国古代人物镜》，《文物》1998年第 3期。）、《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注：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 期。）等。关于汉魏瓦当的编年研究，则发表有《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注：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一文。与文化艺术相关的研究文章较多，既有对宁夏固原北魏漆绘木棺画、南北朝壁画和拼镶砖画、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和乐舞图的研究，又有关于宋金社火杂剧雕砖和宋元戏台建筑的探讨，还有对孙吴墓出土佛像（图版捌，2）问题的综合分析。如果说上述文章所论涉及中外交往的内容不是很多的话，那么由下列诸例应能看出有关中外交往文物研究之大势。此类文章似以有关金银器的最多，仅1986年以来发表的即有7 篇以上，齐东方等撰《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注：齐东方等：《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和林梅村撰《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注：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都是其中较有份量的著作。王仲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日本出土三角绿神兽镜的文章，重在探讨此类镜的作者和产地，认为它们应是我国三国时期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在当地制造的（注：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1987年第3 期。）。董高撰《公元3至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注：董高：《公元3至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文物》1995年第10期。）、王巍撰《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注：王巍：《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考古》1997年第12期。）等则是从马具出发探讨了中国和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关系。还有多篇文章，分别对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和波斯釉陶的胎釉本质和烧造工艺作了深入的研究，王仲撰《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和国外的流传》（注：王仲殊：《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考古》1998年第12期。）更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揭示历史上中外之间的交往关系。
以上的简要叙述，显然不能涵盖建国五十年来三国至明代考古取得的全部成果，但由此已足以使人感到欢欣鼓舞。展望未来，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三国至明代考古必将迎来它的更加光辉灿烂、繁花似锦的发展新阶段。
附记：受篇幅限制，文中所引资料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向有关单位、个人和广大读者致歉。
来源：《考古》199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