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 木
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作为徐世昌特派的观察员，去参加巴黎和会，因此催生了五四运动。他在国外游历长达一年，亲见战后疮痍的西方社会，又拜会了柏格森、奥伊肯（又译作倭铿）等西方思想家，回来便写了《欧游心影录》，认为西方“科学万能”迷梦已告*，主张： “拿西洋的文明， 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 叫他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他具体提出：
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兴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实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况可以辟得出来哩。
更早的时候，他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提出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的全盛时代：“孔子、老子分雄南、北，而起于其间者有墨子焉。”但梁启超对这三家的全面研究是他弃政从学，尤其是受到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激发以后。
梁启超1920年写就《老子哲学》，发表在1921年5月、8月的《哲学》第一、二期。《中国哲学史大纲》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认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上，老子早于孔子，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老子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梁启超应对胡著，也首先谈老子其人其书，但他认为胡适的判断不够严谨，提出《史记》中载老子有个儿子叫李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所以判断老子“离战国时甚近”；他后来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进一步明确：“我很疑心《老子》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末。”关于老子的年代问题争论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今天因为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似乎问题解决了，其实未必然，梁启超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提出的问题依然要解决，它将启示我们对古书的体例、署名、著作方式等进一步进行研究。
《老子哲学》提出老子所在楚或者陈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南方，所以学说“活泼进取”，“纯带革命的色彩”。就内容而言，从本体、名相、作用三方面以佛释老，并结合了当时的时事，与达尔文、罗素等国外思想进行比较。其实用今天的术语可以大致理解为，梁启超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来诠释了老子思想。
老子的道就是《大乘起信论》所谓的“心真如门”，“道的本体是要参证得来的，不是靠寻常学问智识得来的”。老子以为：“名相都由人类的分别心现出来。……破除分别心的第一要着，连自己的身都不肯自私，那么一切名相都跟着破了。”至于作用论，他引用罗素的观点认为：“老子专提倡‘创造的冲动’……是最高尚而且最有益的哲学。”他最后的结论是：“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语。……老子是一位最热心肠的人。……老子的大功德，是在替中国创出一种有统系的哲学。他的哲学，虽然草创，但规模很宏大，提出许多问题供后人研究。他的人生观是极高尚而极适用。”
《孔子》亦写作于1920年，写得更细，不仅论述了孔子的事迹、时代、资料，孔学提纲，还谈了孔学与《易》《春秋》的关系。他讲“忠恕”“一贯”最有意思：
在文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中心为忠，即是拿自己来做中坚的意思。充量的从内面穷尽自己心理的功能，就是“内思毕心”，就是“尽己”。……毕心、尽性、自成，拿现在的流行语讲，就是发展个性。……这是忠的一贯。用自己的心来印证，叫做如心。从实践方面说，是推己及人；从智识方面讲，是以心度物。……将自己的心推测别人，照样的来待他，就是最简易最高尚的道德。……将已知的事理，推到未知的事理，就是最有系统的学问。……忠恕两字，其实是一事，故说一以贯之。
这样，孔子和老子都和西方生命哲学，以及梁启超自己的趣味哲学相通起来；通过“如心”这个遣词，联系《老子哲学》所引“心真如门”，老子、孔子，和佛学也相通起来。《孔...
孔子的境遇，很像现今的苦学生，绝无依靠，绝无师承，全恃自己锻炼自己，渐渐锻成这么伟大的人格。我们读释迦、基督、墨子诸圣哲的传记，固然敬仰他的为人，但总觉得有许多地方，是我们万万学不到的。惟有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类生活范围内极亲切有味的庸言庸行，只要努力学他，人人都学得到。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强调：“用知识来贯孔学是贯不来的。”他说：“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因此断言胡著：“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梁启超以人生观为着重点来论述老子、孔子， 亦以之论墨子。他在所著《墨子学案》推墨子为人格之典范：
我们研究墨子，不但是研究他的学说，最要紧是研究他的人格。论学说呢？虽然很有价值，但毛病却也不少。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就艰苦实行这方面看来，墨子真是极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定含笑不悔。……当时墨者的气象所以能如此其好，大半是受墨子人格的感化；他门下的人物，比孔门强多了；所以能成为一时的显学。
梁启超早在1904年就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了《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1921年的《墨子学案》则体现了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对话用意所在。梁启超夸赞胡适的墨子和别墨“好极了”。梁启超认为：“革除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就是墨子思想的总根源。”墨子的缺点也毋庸讳言，“干涉思想自由甚过”。
本书又将梁启超大致同时所著《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作为最后一编。鉴于《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终于孟子，似乎是未完稿，荀子尚且不及说，至于墨子的后学整个缺失了。因此编者从《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荀子部分抽出“《荀子》学术梗概及书中最重要之诸篇”“读《荀子》法”两节，命名为“《荀子》学术梗概”；以及本属于《墨子学案》附录的《墨者及墨学别派》 ，分别作为《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编的附录一和附录二。因此我们也将得到梁启超对于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学派的全面论述，也可以解读为他对春秋战国思想的一个总的鸟瞰。
梁启超认为：我们中国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令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这个问题是儒家、道家所同的。
显然梁启超批评胡适从知识论方面着手研究中国思想，他则用人生观来贯穿中国思想，着重从人格的养成来讨论他所推崇的中国思想全盛时代的三大圣人，所以本书将他1922年的一篇演讲《为学与做人》作为代前言，置在卷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