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唯有总统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早在1948年的秋天，杜鲁门政府就通过了一份名为《美国核战争政策》的文件。文件中指出，使用核武器的最终权力属于总统。
而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杜鲁门便展现出了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他赞成在海外广泛部署核武器。很快，关岛、摩洛哥、冲绳、格陵兰等地纷纷烙上了“准核存储”的标签。
但如此高强度的扩张，却引起了美国军方与原子能委员会的内斗。按理来说，制定有关核武器的军事行动计划是军方的权力，而原子能委员会只负责核物质的生产与研发。
当时的文件规定，军方听命于总统，拥有核武器的绝对使用权。但是，核武器真正的监管权却被握在原子能委员会的手上。
战事当前，两者却矛盾不断，而这恰恰彰显了制度的缺失。主张发展与部署海外核武器，只不过是杜鲁门的个人见解，而非美国正式的战略安排。巧的是，这一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恰好杜鲁门的任期也即将结束。
如此一来，为1950年代的美国制定官方核武器使用政策的重担，便落在了艾森豪威尔的肩膀上。于是，著名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便应运而生。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一战略，那便是完全将核武器引入国防领域，在世界各地广泛地布置核武器，尽可能扩大打击报复的范围。
乍一听，这是一个简单明了，却又极其疯狂的计划。
但实际上，这个计划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许多，艾森豪威尔在职的八年间，美国政府围绕这个计划所爆发的争论，也几乎从未停歇。
二、全球部署：“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很快意识到，倘若想要保住美国的经济，他必须以最快的方式结束朝鲜战争。
上任后短短半年，他就主持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将美国从战争的状态中拽了出来。但他同样清楚地认识到，对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仍然是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
可战争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他急迫地需要寻找到一条崭新的道路，既能达到对抗的效果，又更省钱省力。
就在这时，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雷福德的提议进入了艾森豪威尔的视野。
雷福德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广泛的部署兵力，因为美军的主要力量还是应当集中在美国本土。
他提出，要以本土为基础，建立更具有机动性的战略兵力，但放弃部署兵力不意味着放弃对抗。相反，美国应该利用一种更有效力的威慑，来应对共产主义的进攻。
毫无疑问，雷福德所提到的这种威慑，就是核武器。
对此，艾森豪威尔表达了高度的赞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大量利用核威慑的确达到了削减国防预算支出的目的。
先前，杜鲁门政府1954年的国防总预算将近500亿美元，而艾森豪威尔则将其削减到了412亿美元。
但从整体上来说，艾森豪威尔还是继承了杜鲁门对于核武器的使用态度，甚至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积极的发展。
1953年五月底，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顺利召开。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还请来了一个特别的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会议上，奥本海默指出，倘若想要更好的制定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国防计划，那么美国政府必须全方位的加强宣传教育。
民众、国会、盟友都应该参与其中，让他们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着来自共产主义的巨大威胁，而应对这种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核威慑。
换句话来说，艾森豪威尔想要营造出一种“全民参与”的氛围，从而为接下来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核武器做铺垫。有意思的是，不仅美国的公民需要参与，就连美国的盟友，也要欣然接受这个提议。
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便在雷福德等人的支持下，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将核武器引入遏制战略的主张。
同年十月，政府批准了一份重要文件，正式声明放弃大规模进行有限战争的策略，避免朝鲜战争一类的战争再次爆发，转而使用核报复来应对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