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史可法，我们大抵想到的是他的抗清壮举，想到的是他的视死如归，想到的是“扬州十日”。分析研究明末清初那段历史，史可法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聚集在他身上的光环很多，同样对他存在的争议也不少。那么，我们该到底怎么品读史可法呢？
与史可法后期抗清声名赫赫相比，关于史可法早期的表现人们知道得并不多，正史记载得也不多。《明史》称其“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明史》还称其母“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闻”。
显然，后人编写的《明史》，对史可法还是有一定的拔高成份的。综合其一生的表现，其廉洁诚信为官应该是可信的。至于所说的“以故得士死力”之说显然并不成立，我们后来更多看到的不是“得士死力”，而是他的部将纷纷离他而去。至于其母“梦文天祥入其舍”而生史可法，一看便知是穿凿附会之说。
史可法早期值得一提的是当总理侍郎卢象升的副使，跟随卢象升讨贼，“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黄梅贼掠宿松、潜山、太湖，将犯安庆，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后来，史可法还参加了其他一些追剿农民起义军的活动。
不过，与卢象升带领他的强悍的天雄军所向披靡不太一样，史可法可圈可点的战绩并不多。反倒是崇祯“十一年夏，以平贼逾期，戴罪立功”。也就是说，史可法非但没有立下什么功绩，反倒因为长时间没有平定叛乱而获罪，朝廷不得不让他戴罪立功。
看来，早期的史可法无论从官阶、到经历、再到实绩，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浓墨重彩的地方。他的平叛不力获罪经历，更是使他的前期整体表现乏善可陈。
史可法守扬州城的时间是1645年的4月，那时的清军已经入关一年，已经掌控北京，已经攻下西安、洛阳等重镇，特别是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残部和明朝残余势力已形成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之势。
在这种大的战略态势背景下，南明政权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如何在与清军、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战略博弈中把握主动，这是南明群臣首当其冲需要思考的问题。
而在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无论是南明皇帝，还是作为兵部尚书、大学士的史可法，都表现出了战略上的短视，甚至可以说一点战略头脑都没有。
起初，史可法等人“对于吴三桂带清军入关的引狼入室行为还认为是一大快事，可以借清军之力平寇”。他们满以为这样可以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于是提出了所谓的联合满清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联虏平寇”策略。
尽管“几番联络之后，南明与清军建立了联系”。但这只是南明的一厢情愿。满清当时主要的矛盾是对付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南明的联络只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史可法并没有意识到满清才是最大的现实和长远威胁。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和败笔。最终结果是“平寇”未能成功，反倒被清军各个击破打败。
显然，史可法的战略思维与他的兵部尚书、大学士的身份并不相称。无论是政略、还是战略，他都不够成熟老道。也正是这种战略上的失当，导致南明政权亦步亦趋、一错再错，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战略处境，直到很快灭亡。
历史上有“岳家军”，明朝也有“戚家军”，包括与史可法同时期的也有卢象升和他的“天雄军”，吴三桂有他的“关宁铁骑”。但作为南明朝的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的权力并不算小，他本应该凭着自己的官位和威望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军队体系来，以他的人格魅力和统军能力，带出一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队伍来。至少也可将江北四镇的总兵云集在他自己的周围。
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在一年多的抗清组织准备当中，史可法“协调督理江北四镇军务做得并不到位”，基本上是“孤家寡人”。四镇的总兵拥兵自重，没有谁真正愿意听从他的召唤和调遣。到头来，扬州城危急之时，史可法甚至悲催到了“檄各镇兵，无一至者”的地步。
非但如此，面对清军主力南下，史可法所节制的将领不仅不听召唤，绝大多数还倒戈投降。四镇居然投降了三个。
——“4月19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
——“4月20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
——“4月21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大战爆发之际，居然手下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临阵倒戈，投降满清。这对于史可法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非常致命的。
或许此时，史可法真正明白什么叫现实残酷，什么叫大势已去。
但有一点史可法不一定明白，那就是虽然满清攻陷江北江南是大势所趋，但如果从他自身找原因的话，那就是作为兵部尚书，作为仁人志士，作为一介清流，他的统军驭将能力太差了，他的个人魅力未免也有些太一般化了，与《明史》所说的“得士死力”完全大相径庭。
战术运用不当，说明史可法在指挥打仗方面能力平庸。扬州是座千年古城，城墙很高，易守难攻。史可法在江北以督师的身份又经营了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按说，史可法本可以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一个漂亮的城市防御战。
虽然有些史籍也称史可法坚守扬州达10天之久，称扬州保卫战打得轰轰烈烈、异常惨烈，给清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但这有些经不起推敲，是与史实有出入的。
史可法自己在4月21日写的遗书中还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
实际上，多铎在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与他人处理。他称“人心已去”，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也已去了”。按说史可法写一封遗书就够了，而他前后却写了好几道，仅举一例：
遗书一：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
通过遗书的内容看，主要是表白史可法对大明的忠贞之志，并没有体现出他率领扬州军民誓与清军决一死战的气概和想法。
而实际的结果也是如此，扬州保卫战打得很糟糕，多铎4月24日下令攻城，仅一天城坚墙高的扬州城就被清军攻陷了。
让我们简单对比一下，同样是城市防御，史可法的死守扬州城大战多铎，与当年的袁崇焕死守宁远城大战努尔哈赤，两厢相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另外，从满清对待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明朝降将看，他们对有本事、有能力、有影响之人通常是采取怀柔和招降政策的，能争取尽量争取。甚至对祖大寿降过之后再反叛的行为都能容忍。但对于史可法好象并没有那样宽容和极力争取。这可说明，至少史可法不是他们十分看重和特别想要招降之人。
不同的史观，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观点。品读史可法，一方面，史可法作为南明的兵部尚书、第一号的重臣，他在战略判断上的失当、在战争准备上的失当、在战术运用上的失当是不应该的。南明政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灭亡，不管怎么说，史可法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另一方面，史可法保持了民族气节和士大夫气节，是抗清英雄、是仁人志士，应该说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乾隆皇帝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曾写道：“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
帅克觉得，史可法当年对手的后代皇帝都能这样评价他，我们怎么还好更多地苛责他呢？
主要参考文献：
《明史》《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史可法年谱》《史可法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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