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史可法的大名，大家的第一反应就肯定是大忠臣，是一个有心*贼无力回天的悲情英雄的形象。然而细读史书我却认为其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庸碌之人。我们以顾诚《南明史》为参考，看看真实的史可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首先是拥立问题上的举步失措。
公元1644年四月，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的消息被证实，作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成为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对于留都里的众官员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祯的子嗣没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里的众官员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以血统亲近而言，有资格的是福王，桂王，惠王。他们都是万历皇帝的直系子孙。尤其当时在淮安的福王朱由崧血缘最近，是最有资格的，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也都主张拥立福王，尽早定下国本以安社稷。然而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却从自身出发，强烈反对由福王即位。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在万历年间由于东林党的力争才使得福王的父亲失去了皇位的继承梦想化为泡影。他们担心一旦福王即位，重翻旧案，会让他们在政治上失势。于是作为党魁的礼部侍郎钱谦益，以立贤为名，四处游说，提议拥立潞王朱常淓。
作为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的人物，他内心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但是又认为应该按伦序来迎立万历的子孙。
作为实权人物的的史可法由此陷入两难境界，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但是又担心舍近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于是在立君这个重大问题上史可法摇摆不定。
最终史可法和当时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拥立桂王，南京的官绅们对这个折中方案还算满意，决定去广西迎接桂王。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期，马士英由浦口回凤阳的时候，得知福王朱由崧为求自保，派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了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密谋登基。这些总兵都是马士英的手下，这也是史可法要和马士英会商拥立问题的原因。马士英看到手下自行投靠福王，为了不被架空，抓住时机向福王表示效忠，抢夺这拥立的大功。
而此时的史可法还傻乎乎的派人去迎接桂王，并且还亲自写信给给马士英，数落福王的种种缺点，相当于自己递刀子给马士英。在看到福王登基不可逆后，东林党人只好违心接受，甚至像钱谦益这样的人立马一百八十度转变，跑去迎接福王，表达忠心。
在整个拥立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权力中心的史可法优柔寡断，左右摇摆，想着两面讨好，结果两面不是人。若是当初其当机立断，把颠沛流离的福王接来南京即位，必定会是弘光朝中第一重臣，哪还有马士英和那些军阀头子什么事。若是一心倾向东林党，那就当机立断马上拥立潞王，软禁福王，不要磨磨蹭蹭搞什么折中方案，去拥立桂王。导致福王趁机翻身，功亏一篑。
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的致命弱点就是缺乏雄才大略，没有担当，总想着四面讨好妥贴，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
其次是督师淮扬却一事无成
福王即位后，史可法很快被排挤出中枢，朝政都把持在马士英手中，史可法没有办法只好“自请督师淮扬”。并且为了挽回一些局面，史可法建议福王对有拥立定策之功的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刘泽清加官进爵，命其镇抚淮扬地区。想通过笼络四镇获取福王和支持他上台的人的好感，以期能在督师的位置上作出一些事情。
但是因为四镇有拥立之功，备受弘光帝的信赖，他们割据地方，所求的不过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这样既可过太平日子，又能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根本就指挥不了四镇，而且受其自身能力所限，其只好在四镇之间徒劳奔走。出任督师一年，耗费粮饷无数却一事无成。
相比较后期隆武朝廷的湖北巡抚堵胤锡，只身大顺军余部大营，凭借一纸诏书和个人魅力收服十数万大军为己用，将农民军变成为清主力。说史可法素位尸餐庸碌无能一点也不为过。
并且在弘光立国的一年中。整个朝廷上下沉浸在“借虏平寇”的美梦中，这可以说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在许多史籍中，似乎弘光朝的所有事情都坏在马士英等人结党乱政上，要是能让史可法这样的正人君子上位，就不会亡国，这其实就是东林复社等人的门户之见。
事实上，当政的文物大臣（包括史可法）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对真正的大敌人-满清一再退让。在这上面史可法和马士英并未有多大区别，都是借虏平寇的赞成者，而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
当时多尔衮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信，命当时的使臣带回去。在信中，多尔衮已经自封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他无条件投降。按照情理来说，史可法知道了满清咄咄逼人的野心，应该有所防备才对。但是他却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甚至害怕触怒清廷，复信措辞十分软弱，对于降清的吴三桂不仅不敢指责，反而还对其赞赏有加，当真是让人无语之至。
世人皆以为史可法在扬州殉国是一个果敢坚毅之人，然而从这个方面来看，其也不过是一个小事勇敢，大事怯弱的无用之人。
第三在睢州之变中处置失当错失良机
作为联虏平寇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1644年北上使团议和的失败，已经明确表明联虏平寇的方法已不可行。史可法也奏疏中说“今和议不成，唯有言战”。然而史可法的真实意图依然是避免同清军作战，继续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
1645年，史可法亲自安排高杰率军北上，但目的不是针对清军，而是想在扑灭流寇中充当清军的盟友。高杰也写信给驻守黄河北岸的肃亲王豪格，表达“会师剿闯”的意图但被拒绝。
当高杰率军走到睢州的时候，被暗中投降清军的河南总兵许定国诱*。高杰死后，军中无主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趁机瓜分高杰的兵马和地盘。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的的计划彻底*，其亲自来高杰营中做善后工作。高杰的妻子担心儿子年幼不能服众，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这本是天赐良机，之前史可法一直苦于手中没有嫡系兵力，压服四镇。如今可借此将高杰军完全收为己用，以此为根基发展自己的嫡系兵力，手中有兵办事自然更方便。可是，史可法竟然嫌弃高杰部是流寇出身，坚决拒绝。真是蠢的无可救药。
而且当时清军的主力在都聚集在陕西，准备和大顺军决一死战。河南和山东一带并无多少兵力，更好的是山东等地爆发多起反清复明的起义，清军应对不暇。并且高杰虽死，但其所部并无多少损失，史可法若是以为高杰报仇为命名，激起高杰所部同仇敌忾之心，誓师北伐定能收到意想不到之结局。
然而他却在高杰死后，仓皇难逃，众人苦劝他渡河，不听；劝他西征河南，不听；劝他在徐州观望一下，还是不听，非要退回扬州，这才是史可法的真面目。
第四是守卫扬州却庸碌无为袖手等死
弘光元年，清军三路伐明，多铎率军进逼扬州。面对如此危局，史可法惊慌失措，胸中一点主见都没有，一日之内三改军令，主将如此士卒更是惶惶不安，军心都被动摇。
雪上加霜的是周边的援军也都纷纷降清，史可法并无援军，只能困守孤城。清军初抵城下，总兵刘肇基建议趁其大众未到，根基不稳，出城一站。却被史可法严词拒绝。在城守方面其也无应对之策，不过一日之内，扬州城就被攻破，史可法也遇难被俘。
扬州城本是大城，又被史可法经营多年，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综上而言
史可法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为官清廉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宁死不屈的人太多了，把史可法吹捧成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职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形势把他推上权力的顶峰时，他的个人品德完全弥补不了客观需要而他本人又不具备雄才大略和果断魄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若在平时史可法必定是个清官好官。可惜他确实生逢乱世，这导致了他自身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也确实导致了南明的加速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