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夺泸定桥”从命名到传播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35年5月29日,长征中的红军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定桥,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以一篇题为《飞夺泸定桥》的短文记述了这段战事,收录在1937年2月于延安编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随后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曾以专章深入细致地介绍了当时红军的情况以及长征。斯诺说,他在延安采访时曾见到《红军长征记》正在编的部分稿子,但他在该书述及大渡河畔战事时取题为“大渡河英雄”,“飞夺泸定桥”一名并未借斯诺的著作得到传播。
《红军长征记》因战争年代的条件限制,印数和影响都很有限。195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人民出版社以《红军长征记》为主体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广大读者才知道了彭加伦以“飞夺泸定桥”命名记述的长征战事。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结尾附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在叙述中已经用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后来习用的表述,但在述及夺取泸定桥时却说“强占了泸定桥天险”,可见“飞夺泸定桥”此时还没有成为惯用表述。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八一杂志》第20期发表著名的《回顾长征》一文时谈及“我军攀援铁索冲过大渡河”,也未用“飞夺泸定桥”一词。
1964年9月,空政文工团以中国民族艺术团的对外名义出访蒙古、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缅甸六国,进行交流演出。演出节目中就包括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审查通过的舞蹈《飞夺泸定桥》。由此,“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在国际上得以传播。
杨成武
“飞夺泸定桥”这一命名的进一步传播,得益于1965年8月6日杨成武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长篇回忆文章,文中沿用了“飞夺泸定桥”。杨成武长征时担任红四团政委,是夺桥战斗的现场指挥者,他向读者具体真切地讲述红军英勇夺桥战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许多表现夺桥战斗的美术作品,大都命名为“飞夺泸定桥”,可见此时“飞夺泸定桥”这一命名已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1985年5月,中共甘孜州委、州政府、军分区在泸定隆重举行红军飞夺泸定桥50周年纪念大会和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为纪念碑题写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碑名。聂荣臻撰写了碑文,高度肯定了“飞夺泸定桥”的历史意义。
此后,《红军长征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会史》等权威史书在叙述红军长征中夺取泸定桥的战事时均使用了“飞夺泸定桥”一词。可以看出,“飞夺泸定桥”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表现长征战事的名称一样,已经成为红军长征史叙述的习惯表述。现今普遍使用的小学教科书中,选入了题为《飞夺泸定桥》的课文,更让以“飞夺泸定桥”为代表的红军精神得以广泛传播。（据《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