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是为了做个铺垫，聊了一下优秀政治家的“说”，以及为什么那么“说”，也就是历史形象“包装”的意义，具体到汉文帝个人，最可贵之处并不是他没有“装”，而是他“装”了一辈子，他的子民，也因之受惠。
《汉书·文帝纪》里，东汉人班固这样撰写赞词：
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同样是疾呼“仁哉”，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的“太史公曰”评论却有另一个视角：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这段话其实内藏毒牙。
01
司马迁的评论，包含了两个时间段，其一，是以“必世然后仁”，对此，《史记集解》引述：
孔安国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汉文帝在位23年，距离30年相去不远，加上之前的汉初20多年，40多年的政策延续性，算得上一个“仁”字。
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时间段，即“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文帝之后100年，落在谁任上了？汉武帝，那么他有没有“胜残去*”，或者说如班固所言的“几致刑措”，也就是备刑罚而无用，天下向治？
动不动就刑*几万人的武帝朝，自然算不上“善人”，所以，司马迁的这个比较毋宁说是在讽刺汉武帝没能延续父、祖的盛德。那么，这是不是过度解读呢？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汉武帝
后半段的赞词其实已经点了汉武帝的名，所谓“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廪廪的意思是“庶几”、“渐近”，也就是几乎就把服色改了、封禅去了，这个说的是贾谊、公孙臣上书汉文帝改正朔、服色，结果，汉文帝只是做了准备，实施则留待后人，完成这项“大功业”的后人正是汉武帝。
然而，在《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是这么记录汉文帝的“谦让”：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一个“怠于”、一个“不往焉”，这还是“谦让”吗？这是被方士新垣平忽悠瘸了之后，恼羞成怒了，干脆完全不信这套。那信这套的汉武帝又是个啥呢？
从这个案例来看， 说《史记》是一本“谤书”还真是一点没错。
不过毒牙归毒牙，司马迁无非是“腹诽当今”，而班固却敢直斥汉文帝之非，当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放在《文帝纪》里，而是藏在《汉书·刑法志》中：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这是一通夸，说汉文帝时候，刑罚大省，可到了千古留名的“废肉刑”事件上，班固又写道：
促成汉文帝废肉刑的“缇萦救父”
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这可是汉文帝的重要历史功绩，后人大夸特夸的故事，却是“外有轻刑之名”，实际上*人，当然，这不是班固这人比司马迁骨头还硬，而是这个问题，早在汉景帝刚登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也直白地认了账，《汉书·刑法志》记载：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
翻译过来就是说，肉刑换笞刑，结果上和死罪差不了多少，哪怕侥幸没抽死，人基本也就残废了。
因为由剁掉脚趾改成用竹片“笞”500下，照样能打死人。而秦朝的“笞刑”一般针对的就是“事罪”，比如损坏公物之类，所以打个10下、30下、50下比较常见，除了“熟笞”算是情节严重要加刑，那是打满100下。
可像汉文帝这种300下、500下抽下去，脚趾头和鼻子是保住了，命基本也没了，所以汉景帝元年进一步加惠于民，先是减少了“笞”的数量，500减到300，300减到200，结果会不会有变化，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所以，汉景帝中六年，又下诏，减300为200，减200为100，又规定了刑具必须是竹板，大小厚薄的规制，强调只能打臀部，且中途不得换人。
这对父子仁义不仁义？6不6？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晚年汉文帝
02
一般的秦汉史通俗作品，对于秦汉交替之际的讲述，基本延续了《史记》、《汉书》中偏向意识形态的讲述，即秦代法网严密、百姓苦之，汉高祖吊民伐罪、约法三章，所以为政宽简，之后又行黄老、清静无为，百姓得而休息，遂成就“文景之治”。
这个解释体系，我们可以理解为汉代的官方解释，如果没有一波又一波秦简、汉简中律令材料的出土，这个官方解释可能还会继续发挥作用2000年。
然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给我们展示了“清静无为”的真正背景，就是西汉初年的律令制度体系完全是对秦代的继承，只是根据汉朝的政略调整，略作修正。
对此，汉朝人心知肚明，属于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世界存在本身，对于我们，乃至于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都已经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了，因为世易时移。
我们还是从容易理解的文本说起，比如《汉书·刑法志》的前半部分大篇幅地记述了从黄帝时的涿鹿之战一直到汉兴、武帝时代的军事史，简言之“谈兵”。
在我们的意识里，军事和法律是不搭界的两个概念，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却明确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