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和王安石不同，张居正从来没说自己要变法，他认为变法不过是几个新的名目，但实际操作的，却还是原来的那些人，所谓变法不过是一些人自作主张，试图打破利益分配的框架，所以法绝不可轻变，要变的是人。
就算不变祖宗之法，张居正照样也能收拾那些，占据了位置却无所作为的人，于是就有了考成法，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六部和州道府县的官员，都得把每月要做的事情，记录在册设为三份，除了自己留一本，还要给监察部门一本，张居正一本，谁对不上账谁就下台。有了考成法的约束，明帝国这台老旧的机器，再次高速运转起来，甚至已经到了早上下达的命令，晚上就能传到各州府县。
但考成法也是有一定弊端的，比如遭遇天灾的农民，无粮可纳，有时候官员也只能网开一面，等到来年有钱以后再缴纳，可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贫民，很少家有余粮，就导致去年欠下的税负，今年也不可能补齐，当地官员有时候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了了之。
而自从考成法施行以后，下面的官吏们，就不可能会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再去通融这些平民，只能逼着他们，把往年欠下的税负都补齐，走投无路的平民，就只能卖掉田产，成为佃户。从而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程度。要是遇到一些，为了政绩而不择手段的官吏，那情况就更加糟糕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考成法还是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有了这个基础，张居正就开始丈量土地了，早在朱元璋时期，明朝可征税的土地，尚有850多万顷，可到了正德年间却已经不足400万顷了，而隆庆年间愈演愈烈，甚至已经到了，手上一亩田都没有的平民，居然要承担七八十亩田的税收，而豪宅田地广联阡陌的富人，却一边兼并土地一边逃避纳税。
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活不下去，只好啸聚山林成为盗匪，所以张居正必须要向富人征税，但当时田产最多的，就是明朝的那些士大夫们，让他们自己去征自己的税，难度可想而知，此前历朝历代，做过这种事情的人，基本都以失败告终，而张居正却有着十足的底气。
因为李太后是他的后盾，大太监冯保是他的死党，百官是他的棋子，大将戚继光、李成良是他的亲信，就连皇帝也成了他的傀儡，毫不夸张的说，整个大明帝国都被张居正一人，牢牢握在手中。
正因为有了绝对的权力，所以他才能顺利清丈土地，并剿灭所有的反对者，从万历五年起，明帝国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皇亲国戚，都必须要交税，就算你是朱家的王爷，若是胆敢反抗，张涉政也能把你贬为庶人、发配边疆。在这种绝对的权威下，到了万历九年，明帝国的在册土地数量，扩大到七百多万顷。
但是，这只是纳税的土地面积增加了，无地可种的平民依旧沦为佃户，当时的海瑞就曾提议说，最好是让那些大地主们，把土地分给流民，把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这样虽然阻力最大，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可张居正却只把土地清查出来，别偷税*就行，虽然增加了朝廷收入，其实却是治标不治本，从长期来看，土地的实质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
但并不是张居正不想解决，而是根本无法解决，在我看来，如果按照海瑞的想法来办，估计张居正根本活不到寿终正寝。我们打个比方，假如你家很50套房，忽然有人让你无偿交出40套，分给那些没房的人，你会干吗？既然你能拥有这么多产业，那身份肯定不是一般，你必然会不惜任何代价，去把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拉下马。而与你在同一战线的，有成千上万人。是不是想一想都觉得头皮发麻？
这就是张居正为什么只敢改一半的原因。
在土地丈量完毕后，张居正就开始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在此之前，明朝的税收，都是老百姓有什么交什么，如果你是种菜的，那就用菜抵税，养鱼的就用鱼抵税。但这也造成了很多不便，万一有些办事效率不高的官员，让你把送来的鱼和菜都放在衙门，没过两天坏了，那你就得重新回去拉鱼送菜。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所有的税收项目，都换成白银，当年明月曾说，这个看上去极为简单的命令，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规定，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收费的名目越是复杂，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化繁为简反而可以根除弊病。但一条鞭法并非是张居正首创，在嘉靖十年的时候，内阁首辅张璁，以及桂萼就曾在个别地方做过试验，一直到张居正时期，才得以推广到全国。
有人说一条鞭法也只是改了一半，最好的做法是摊丁入亩，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还包含了许多辅政，其中就有摊丁入亩，但可惜的是，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的诸多改革几乎是人亡政息。
像摊丁入亩这样阻力极大的新政，又怎么可能得以保留？直到后来的清朝承袭明制，雍正才开始了这项举措。恐怕也只有满清这种，不依赖仕申集团的政权，才能得以落实。所以才会带来人口爆发式的增长，但其实在明末清初时，华夏人口很可能就已经达到了一亿多，而不是在清朝就突然爆发的。
但客观来说，一条鞭法也是有一些弊端的，因为一到了交税的时候，农民们就得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换钱，可问题是这时候大家都在卖粮食，就会供大于求，从而造成一定的粮价下跌，可为了交税，农民就算吃亏也得卖。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于是真正让白银，成为明帝国的合法货币，造成了银本位的局面，但问题是大明朝每年能产出的银子，也只有二十万两，这就不得不依靠海外贸易，吸纳国外的白银持续流入，才能保证一个帝国的运转，可到了崇祯时期，明朝的三条海外贸易线都相继断掉，从而导致银荒，最后把崇祯活活穷死。
但我认为这件事情，还真不能怪到张居正头上，因为早在正统年间，朱祁镇就曾下令，让江南地区，把每年四百万石粮食的贡献，换成一百万两白银，这就等于是承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到了嘉靖一朝，明帝国更是完全放开了金银交易禁令，白银成了真正的合法货币。
在大明王朝1566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嘉靖和他的大臣们，每次开会都为银子发愁，包括水浒传这本书，于嘉靖末年写就，书中对于交易的描写，基本都是以白银为主，铜钱出现的概率极为罕见。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彼时的明帝国，用白银为货币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
所以造成明帝国银本位局面的锅，还真甩不到张居正头上，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一条鞭法又影响了货币的运行，这恐怕也是当时的张居正所没有料到的。我们回看他的一生，会发现世间难有两全法。
隆庆年间，明帝国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两三百万两，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太仓的白银库存，已高达四百万两，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之所以能够胜利，也都得益于张居正留下的家底。
可说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如此成绩，但身后评价却依然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旷古奇才、救时宰相，也有人说他擅权专政、作威作福，直到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无定论。
同时代的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然而张居在权利巅峰时，就已经料到自己或许难以善终，他曾在一封书信中如此写道：世事变迁，他日高台可平、诏令可毁，我怕是连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奈何国事维艰，就让我做霍光、宇文护吧!
很不幸，一语成谶。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走进了明帝国的心脏，三十六年中，夏言、严嵩、徐阶、高拱一个个首辅，接连在他身边倒下;三十六年后，少年已逝，上柱国、张文忠回到故乡!
六十年后，张居正的儿子张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龄，起义军首领张献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张允修悬梁自尽，张氏家族的血脉，伴着大明帝国一同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大明帝国，再无张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