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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系、直系、西北军三方互动的局面反奉联合战线的形成，固然因奉系的扩张直接威胁到各自的实际利益，但当时许多军阀确实对奉系不欣赏。奉系入关后，在直、鲁、苏、皖等省横征暴敛，纵兵扰民，贩卖烟土，颇遭舆论指责。“五卅”之际，奉军进驻上海，宣布戒严，禁止民众示威集会，其后又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地压制和镇压工人学生爱国运动，激起民愤。
中国共产党将奉系张作霖定为反动军阀的第一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反奉倒段”运动。国民党中央及广州国民政府亦发表宣言，声讨奉系。孙传芳正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并试图在反奉的旗帜上染上点民族主义色彩，以赢得舆论的同情。
奉系北起榆关，南至上海，纵跨大半个中国，战线绵延过长，兵力非常分散。加之担心国民军拦腰截击，造成首尾不能兼顾。在这种情况下，奉系只好采取退让的方针。杨宇霆按照张作霖的指示，缩短战线，保全兵力，令邢士廉率所部奉军从上海撤退。10月18日，杨宇霆离开南京北上，23日姜登选离开蚌埠。所有奉军迅速向徐州方面后撤。因奉军主动撤退，孙军进展顺利。20日，孙军进占南京。
当浙奉两军相峙之际，国民军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冯玉祥虽与孙传芳有约在先，但并未如约出兵讨奉，而是静观战局的演变，企图以最小的付出赢取最大的收益。张作霖为了摆脱孤立局面，派人到包头会晤冯玉祥，试图将冯拉入自己一边。冯玉祥乃脚踏两只船，坐山观虎斗，一面敷衍张作霖，一面敷衍孙传芳，准备在“两方激战至于气尽力竭时，执政府如果有命令，吾再出而以武装调停也。”
当孙传芳进占南京后，吴佩孚于10月21日从岳州到达汉口，通电自称受14省推戴，就任讨贼军总司令。长江直系各督拥戴吴佩孚出山，本意是希望他联冯讨奉，而吴意则欲联奉讨冯。所以当吴佩孚提出派兵假道河南，与孙传芳会攻徐州时，遭到岳维峻的拒绝。此时孙传芳也不愿再作吴佩孚的部属，一面对吴佩孚假意表示推崇，一面暗中感谢他的援助。
由于奉军主动撤退，孙传芳军进展顺利，冯玉祥感到配合孙传芳攻打奉军的时机成熟。未料吴佩孚忽然东山再起，冯恐吴佩孚进攻自己，只好继续按兵不动，静观待变。国民军最佳的反奉战机转瞬即逝。
孙传芳不得不单独担当起攻奉任务。两军经过一番激战，至11月8日，徐州落入孙传芳之手。至此，孙传芳统率的五省联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奉系势力逐出苏、皖、沪。心满意足的孙传芳决计以徐州为止境，不再继续北上。东南的奉浙战争，遂告一段落。
11月15日，陈调元通电推戴孙传芳为苏、皖、赣、闽、浙五省领袖，开府南京，凡联军范围内的军政大计，均由孙传芳决断。孙传芳派人进京，向段祺瑞表示拥护中央。由于吴佩孚之再起，段祺瑞感到威胁孙传芳向段表示绝对不与吴佩孚合作。段祺瑞乃于25日下令任命孙传芳为江苏军务督办。是月底，孙传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从此，苏、皖、赣、闽、浙五省全为孙传芳所宰制。孙成为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首领。吴佩孚远逊于他了。
东南的奉浙战争，孙传芳成了最大的赢家，而冯玉祥的国民军则错过了最佳的反奉战机。国民军虽然受奉军的压迫已久，但冯玉祥总以敌不过奉系而退让。当孙传芳举兵反奉时，本为国民军提供了一次复仇的良机，但惯于投机的冯玉祥想在奉、浙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结果坐失良机。冯玉祥既失好于孙传芳，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反奉盟友。而奉系张作霖则以国民军为头号对手，时刻提防着国民军。
奉、浙战争时，张作霖之所以主动撤退，主要担心国民军袭其后背。所以他宁可放弃苏、皖，而以大部分精锐防备国民军。奉、浙战争结束后，孙传芳全心经营苏、浙、闽、皖、赣五省地盘去了，奉系乃转而专一对付国民军。故当奉浙战事告一段落之际，奉系与国民军的战机又酝酿成熟了。
二、郭松龄的叛变与冯玉祥的作用奉国两系对峙，形势对国民军甚为不利。因国民军的地盘与山西阎锡山相邻，在地缘上对阎锡山构成直接威胁，故阎锡山欲图自保，势必与奉系联合。吴佩孚再起后，对倒戈的冯玉祥欲思报复。张作霖亦派人到汉口主动与吴佩孚取得联络。冯玉祥面临张作霖、阎锡山和吴佩孚联合进击的局面。
冯玉祥自知国民军实力不足以敌奉，乃设法离间奉军部下作为制奉之策。奉系内部素有老派、新派之分，老派以张作相、张景惠等为骨干；新派则又分为士官派(洋派)与大学派(土派)，前者以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后者以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各派之间倾轧已久。
当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老派势力最大；失败后，新派渐受张作霖信任，势力亦随之升扬。新派中，郭松龄最为张学良赏识。奉军精锐名义上掌握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手中，实际上为郭松龄所把握。郭以是见忌于同侪，与杨宇霆、姜登选尤不相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