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姜登选等皆得地盘，独郭松龄一无所得。郭氏心中颇为不满。冯玉祥遂与郭松龄暗相结纳，并与之签订反奉秘约。秘约内容除几条空洞的政治条文外，核心是双方协议打败张作霖之后各自的地盘分配。在奉系内，郭松龄与李景林较为投合。郭知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李在奉系中非嫡系，对张作霖也有些不满，是否倒戈，态度并不明朗。
郭松龄清楚国民军对直隶怀有野心，而为了拉住李景林，必须保证李景林在直隶的地盘不受冯玉祥的侵犯。所以郭松龄在秘约中把维护李景林的地盘摆在突出的位置。秘约成后，冯、郭与李协商，求李合作。李问事定后，直省地盘如何处置?冯答词含糊。李知冯将不利于己。但郭既与冯一致，又握有重兵，李无可如何，不敢反对。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任，并历数杨宇霆罪状，要求将其即日免职。翌日，郭松龄在深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后，郭将所部7万人编组为4个军，并制定了进军计划。郭军起事后，仍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表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冯电严词历数张作霖的种种罪行；李电虽也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但言词甚为委婉。尽管如此，李电毕竟已宣布支持郭松龄。李还致电国民军表示希望与其合作，并愿将直隶作为双方的缓冲区域。
面对郭松龄倒戈，张作霖起初想用安抚办法制止事态发展，未达目的，继而发表讨伐宣言，以武力阻击郭军。郭松龄为表示与张作霖父子彻底决裂，乃改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发号施令。郭军一路出击，所向无敌。奉军节节溃败，沈阳震动。奉系军阀的统治几乎摇摇欲坠。张作霖甚至将下野通电都起草好了。绝望中的张作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
双方达成秘约：张作霖同意日本人在东三省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与当地中国人一样的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并移让间岛地区的行政权与日本等；日本方面则出兵助张反郭。在日本军队的武力干涉和直接支持下，张作霖的部队很快扭转败势。12月23日，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彻底失败。郭松龄夫妇被捕，次日被处决。据称郭松龄倒戈的背后，也有来自苏俄方面的支持。当郭部军事吃紧时，加拉罕要求苏俄出兵，但苏俄方面怕触怒日本而未批准。
三、冯玉祥的落井下石郭松龄倒戈，对国民军的存亡具有重大意义。以国民军的实力显然无法对付强势的奉系。但冯玉祥过于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得失，当郭起事后，冯玉祥没有充分利用郭松龄反奉的有利时机，及时援助和配合郭松龄进攻张作霖，反而趁机攻打郭松龄的盟友李景林的直隶地盘。
这一“违约”行为导致李景林部由支持郭而转向支持张作霖。李景林最初答应与郭松龄、冯玉祥一起共同反奉，态度本属勉强。冯玉祥有意进占直隶地盘，李景林自然不肯放弃，双方矛盾迅速激化。
12月4日，李景林通电讨伐冯玉祥，并电请张作霖与之前后夹攻郭松龄，随即扣留了郭松龄在天津购置的军用物资。李景林的反目，对郭松龄反奉及国奉两系的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影响。而李景林之所以反目，又与冯玉祥违约抢占地盘有关。冯玉祥后来也承认自己“反友为敌，以私演公，开出了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国民军与李景林军激战近20天，最后以李景林部败退山东而告终。有论者谓“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战胜属于奉系的军阀李景林，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实际上，此时的冯玉祥与李景林之间抢夺地盘，与一般军阀战争并无二致，甚少“进步”可言。国民军虽然占领了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取得了直省的完整地盘，也算得了一个局部胜利，但其利用郭松龄打倒张作霖的总体战略未能成功，其局部胜利亦只能是短暂的。
从国民军的长远战略分析，如郭松龄倒戈成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必致力于巩固东北，必无暇顾及关内。国民军可以独自挟制中央政权，其在华北的地位也许相当优越。从冯玉祥的角度看，他的“违约”进攻李景林，也许正是他的谋略所在：利用郭部倒戈之机，占领直隶的地盘，打开国民军与海外联络的通道。
郭松龄倒戈能迅速取胜，大概很少会在当时人的预料中。对冯而言，援郭倒奉可能需要国民军全力以赴，而胜败尚难逆料。他不援郭，或因其对全国性战略地位竞争的冒险性考虑较多。
在奉浙战争中，冯玉祥的谋略是想待张作霖与孙传芳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结果错过了倒奉的最佳战机；此次冯玉祥又故伎重施，想让郭松龄与张作霖两败俱伤，自己则一面巩固西北，一面趁机扩大在华北的势力范围。而其结果，再一次错过倒奉的良机。这不能不说是冯玉祥缺乏战略眼光、太顾及眼前地盘和惯于投机之个性所致。
四、郭松龄失败后，西北军面临的困境郭松龄失败后，国民军不得不面临奉、直、晋三系的夹击。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将矛头指向冯玉祥与段祺瑞，自在意料之中。郭松龄倒戈事件发生后，吴佩孚致电张作霖，大意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
国民军自身只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其内部凝聚力不强。胡景翼、孙岳曾参与同盟会反清革命，自视有“主义”、有信仰，较纯北洋出身的冯玉祥略高一筹；而在冯玉祥看来，国民第二、第三军成分复杂，惟利是图，久为世人所诟病，与自己十数年心血教练而成的第一军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军战胜李景林后，不仅没有增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反而因地盘分配不均而引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冯玉祥占领天津后，将直督一职让给国民军三军的孙岳，引起国民军一军将领张之江等人的强烈不满。内部的不和谐，自然会影响国民军一致对外的力量。
奉直军阀结盟，国民军势单力薄。冯玉祥权衡内外形势，于1926年1月1日向段政府提出辞呈，请免去本兼各职，并通电各方，宣布下野出洋游历。1月9日，段政府正式发表派冯玉祥前往欧美考察实业。
任命张之江继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这是冯玉祥为了缩小和掩蔽目标，转移敌方视线，借以削弱直奉军阀联盟的一种政治谋略。冯玉祥认为，吴佩孚与张作霖是死敌，不可能认真长久合作。冯的如意算盘是，直奉之间必会冲突，届时自己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时再回来收拾残局。冯的打算不无所见，但从当时的形势看，奉直双方都视冯玉祥为更可怕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只会在先共同“解决”国民军之后爆发。
事实证明，冯玉祥下野后，直奉两方并没有中止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1926年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奉直结盟对抗国民军之势正式形成。李景林虽被国民军打败，其兵力大部尚存。李将退入鲁境的残部改编，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伺机反攻直隶国民军。
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通电向关内出兵。1月19日，吴佩孚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次日，吴佩孚发出讨冯通电，下令兵分三路向河南国民军进攻。1月23日，吴佩孚部属靳云鹗与奉系张宗昌、李景林在山东泰安会晤，签订联盟条约。与此同时，晋系阎锡山亦伺机出击。于是国民军的地盘京畿和直、豫两省处于奉、直、晋三系的包围中。
1926年3月初，河南的国民军在吴佩孚的进攻下失败。吴佩孚占领郑州后，令靳云鹗分三路向北挺进。3月18日，前锋抵达石家庄。
国民军见形势日非、三面受敌，被迫将津浦、京奉线军队一律向北京撤退，放弃天津。直鲁联军和奉军乘胜追击，直逼北京。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张之江等尚想固守北京，试图谋求与直系吴佩孚妥协。吴佩孚仍然坚持联奉讨冯，但其部将靳云鹗、田维勤等主张联冯讨奉。奉军直逼北京，吴佩孚自不愿奉军独占胜利果实。
4月2日起，国民军与直系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接洽，共同议定以释放曹锟、恢复法统、国民军让出京汉线为合作条件。无奈吴佩孚始终不肯信任国民军。国民军张之江又转而向奉系谋和，但张作霖坚持要国民军彻底缴械，方能议和。
这样，国民军联吴抗奉或停战议和的谋略未能成功。
再说段祺瑞政府在初期为冯玉祥与张作霖两方所胁制。及至郭松龄倒戈，奉系败退，国民军占据京津，段政府只得惟冯玉祥之命是奉。但不久，冯玉祥宣布下野，段祺瑞一无所倚，临时执政府也摇摇欲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