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曝出的高考顶替事件，让很多人愤怒——有人偷窃了别人的高考成果，却没有受到严惩的迹象，在古代，这是*头之罪啊！
这里所说的古代*头之罪，是指历史上出现的科举或科场舞弊，一旦被朝廷发现，往往是朝廷震怒，涉案者哪怕有高官大员，也难免“人头滚滚”。
众所周知，曾几何时，高考对于平民子弟而言，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把他们的高考成绩以冒名顶替的方式夺走，几乎等于毁掉他们的一生。这比偷人钱财，要恶劣太多。
但从曝光的案例来看，冒名顶替者受到严惩的并不多，或者说最多就是像山东的顶替者陈艳平那样，停掉工作而已。小偷被抓，至少还要“铐到”派出所，可是偷高考通知书的“贼”不仅没被拷走，还能嚣张地威胁被偷者。
于是就有人怀念科举时代的严刑峻法。
高考与科举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确实都牵涉到考试公平，都是平民子弟上升的独木桥。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如今维护考试公平的力度不如科举时代？
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或者说怀念科举严刑峻法的人，只注意到了高考与科举表面上的一点相似之处，却忽略了二者的本质差异，更忽略了科举舞弊与高考舞弊“受害人”的差异。
先说第一项，科举与高考的本质差异。
科举制度，从形式上是从民间给朝廷搜罗出读书人中的精英，帮助朝廷治理帝国。但这个制度从被发明创造出来那一天起，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抑制豪门大族的权力，而不是给平民提供上升的机会，后者只是一个副产品。为什么要抑制豪门贵族？因为他们持续做大，将会威胁皇权。
科举这个伟大的发明是从隋朝开始的。在那之前，选拔官员用的是九品中正制，是曹操那会儿发明的，是对之前的察举制的升级版。无论是九品中正制还是察举制，本质上都是“做官靠推荐和考察”。谁推荐谁考察？权力显然在具体执行的官员那里。试想，若你有这样的推荐权，你肯定会推荐“自己人”！所以“推荐考察”这一制度天然地适合搞“裙带”和“腐败”。1979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前，也有若干年实行“推荐上大学”，推荐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但事后发现，被推荐的基本上都是有“家庭背景”的子弟。
这样的制度演变下去，必然是官位世袭权力世袭，导致一些家族势力做大，从而威胁皇权。九品中正制从曹魏时期用到隋朝300多年，是中国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朝代更迭频繁，但一些豪门大族却坚如磐石。不管谁家当皇帝，那些豪门总能分享权力。甚至于，如果得不到这些豪门的支持，皇帝就很难当下去。
隋朝，中华大地再次出现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为了避免皇权再次被豪门大族侵蚀，隋朝改革了选官制度，推出了伟大的科举制。通过考试，从民间读书人中选拔官员，削弱击豪门大族的势力。
科举制度的核心功能就是维护皇权——既能打击豪门大族瓦解其权力的世袭，又能让天下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举两得。
这么分析下来，你会发现现代的高考与科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高考只是高中生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一次考试，尤其是在20多年前大学生不再“包分配”之后，平民子弟考即便考上了名牌大学，也还是平民。高考绝无科举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功能。
由此我们就要谈到第二个问题，科举舞弊与高考舞弊的受害人有什么不同。
差异太大了。科举舞弊的受害人实质上是皇帝和皇权，既然如此，那么科举舞弊就是冒犯皇帝和皇权，必然是“欺君之罪”。而高考舞弊的受害人呢？不过某个具体的学生罢了，往往是贫困的农家子弟，跟“皇权”不沾边。
皇权时代，最大的罪过就是冒犯和威胁皇权。既然科举舞弊是欺君之罪，那么动用这种严刑峻法，*头、发配，都是顺理成章的。
这种严刑峻法不是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也不是为了维护读书人的权益。想做官的读书人，如同韭菜，一茬又一茬，从来就不缺。不缺的东西，怎么会受到特别的关爱。
总之，在皇权时代，所有的严刑峻法都是用来捍卫皇权，而不是不为了保护弱小。凡是危及到这两项的，必然大刑伺候。
那么，高考舞弊算个什么罪状呢？据说连律师和法学专家都头疼。
知名刑罚学者罗翔说，冒名顶替案有一个罪可以追究，即，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那么这个罪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罚呢？刑法中说，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罗翔似乎有点不甘心，他又请教了行政法方面的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冒名者学位随时可以撤销，相关人员可能涉及行贿罪渎职罪云云。
总之，按照法律，高考冒名顶替的罪过，距离*头和发配远着呢。
回到历史——历朝历代都有很多严刑峻法，但这些高压线，都是为了避免强者被冒犯而非为了保护弱小受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