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
自从法国人蒙田在16世纪创立了随笔（Essai），这种融知识与生活经验于一体的精妙文体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的包罗万象的议论性随笔之于英国文化，叔本华与尼采的充满思辨与深度的哲学和美学随笔之于德意志文化，鲁迅的强调社会批判和现实省思的杂文性随笔之于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随笔大师的经典作品都已超越单一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和精神资源。如果要找一位对美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力的随笔大师的话，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几乎是唯一的答案。这位被美国著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称为“美国的孔子”的精神领袖，以其心摹手追的大师蒙田所创立的随笔文体，对美国本土文化的形成及美国精神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从哲学和文化上宣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诞生。
爱默生肖像
《论自助》：美国个人主义的宣叙调
1836年，就在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发表《美国的民主》上部的第二年，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波士顿的康科德，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人组织了“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俱乐部”，这场始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思潮持续了大约十年之久，引发了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运动，使超验主义成为美国本土第一场重要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中，以爱默生发表的《论自然》（Nature）影响最大，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声望。次年，爱默生发表了著名演讲《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被美国著名作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姆斯称为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1841年，爱默生写作、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随笔作品《论自助》（Self-reliance），正是这篇随笔，成为了美国个人主义开场的宣叙调。
《爱默生随笔》
个人主义这一来自欧洲、长期被作为贬义使用的概念，被早期殖民者带到北美大陆，并在长期开疆拓土的实践中，在建立一个“山巅之城”的理想国家的憧憬中，逐渐被赋予了新的、积极的内涵，成为在全美社会中被广泛认同和深厚根植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在诞生之时就将个人镶嵌在一切价值观念的中心，把一国政体的构成建立在个体权利之上——这是美国式民主的独特理念。正是爱默生，第一次以文化宣言的方式，将美国个人主义上升到思想层面，上升为民族精神的指引。他将个人视为是神圣的、独特的，要承认、尊重和保持个人的独特性，不要违背自己的天性。他写道：
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和空间，而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人一定要卓然独立，使一切周遭之物显得无关紧要。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
这种大写的人的观念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观念非常相似。众所周知，文艺复兴运动由人的觉醒拉开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序幕，而爱默生所倡导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则开启了美国本土文化的先河。这种对个人神圣性和个体力量的推崇明显地带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特征，又与美国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不谋而合。与东方文化中强调顺应自然、安时处顺的哲学截然不同，爱默生所强调的是坚持个人特性，这正是个人主义的实质，这一点在其后的美国个人主义发展中将得到充分演绎。
正所谓“天助自助者”，爱默生对自我的发现建立在一个核心的观念之上——自助。它包括自我信赖、自我依靠、自我负责、自我帮助等，这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中国人所习惯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爱默生将自我依靠视为个人能力的最高表现：“永远受神和人的欢迎的是那些自助的人。所有的大门都为他敞开，所有的语言都在向他致敬，所有荣誉的桂冠都颁发给他，所有的目光都热切地追随着他。”由此，自助成为自我实现和成功的基础，成为个人与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自助既是对自我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可以说，个人对自我的负责以及行动上的自主和自立是美国个人主义中最富美国特色和最有价值之处。
显而易见，这种自助精神给美国文化带来了两大积极因素：自信和进取。由于较少受到神权束缚和封建压制，美国个人主义无须投入太多精力在人性与神权和权威的对抗之上，而直接进入个性追求和个人价值的实环节。爱默生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一边开疆拓土、一边追求国家独立的宏大时代，这使得美国人格外看重那些单枪匹马独闯江湖或通过自我奋斗实现“美国梦”的个人英雄。因此，美国个人主义从来都是一种富于进取和行动、追求自我实现的、扩张型的个人主义，正如爱默生的豪迈宣言：“我必须成为我自己。我再也不能为你或别的什么人毁了我自己。”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美国人的普遍心声。
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我们看来，美国素来是一个人情淡漠的社会，因为神圣的个人是不允许受到任何人侵犯的，哪怕是他的家庭成员：“我不会出卖我的自由和力量去顾及他们的情感。”这是一种相当强力的、也是一种典型美国化的个人宣言。这种对个体的强调超过任何一种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观念，成为美国社会独有的价值观。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为何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会不厌其烦地制造出那么多个人英雄，他们不但超出众人，甚至超出政府的能力之上，成为拯救社会和人类的孤胆英雄。在当时，这个孤胆英雄的现实版就是爱默生的伟大朋友——亨利·大卫·梭罗，这位瓦尔登湖的隐士为了抗议大多数人通过的美国侵略墨西哥的决议，拒绝缴纳人头税而自愿去坐牢。他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仍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命题：个人比群体更重要。爱默生曾说：没有再比梭罗更真实的美国人了。
缺少某些琴弦：美国文化的景观
美国文化由于其文化底蕴浅、建国历史短一直为人诟病，但这又从另一方面成全了美国历史与文化：较少传统可供依循，意味着较少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较少政府干预，没有既定模式，这正为许多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爱默生在《论自助》一文中所宣扬的那一套精神和观念得以在这块新大陆上扎根蔓延，这种个人主义精神使美国人宁愿独立于他人，依靠自我，自主地决定事物。
然而，在看似朝气蓬勃、自信进取的美国文化背后，始终存在着一种潜在且危险的界限模糊感，从根本上塑造了美国文化的景观。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自信和自负也并不遥远。事实上，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美国知识分子精英中体现地极为深刻。对此，美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通过一系列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尤以其巅峰三部曲《鸽翼》、《使节》和《金碗》为代表）展现了那个时代美国精英阶层的风貌：他们对欧洲文化有着一种盲视，许多有教养的美国人也如同门外汉一般对欧洲文化无法真正理解和欣赏，甚至不同程度地抱有一种可笑的排斥和拒绝心理，反映了美国人典型的无知与保守。遗憾的是，这种无知和保守甚至在爱默生身上也不例外。有一次 ，亨利·詹姆斯在巴黎陪同爱默生参观著名的卢浮宫，事后他不无感慨地写道：
我对这样一位文雅、聪明的人却在艺术品旁边表现得这么反常无知感到惊讶。更准确的说，他全然缺少某些琴弦，人生与文学的曲调只在剩下的琴弦上被弹奏出来。
《使节》
事实上，这种“缺少某些琴弦”的现实在美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中普遍存在，它构成了美国文化的基本景观。试想，如果美国人对自己的母体文化——欧洲文化尚且拒斥，那么对其他地域文化的排斥更是可想而知，印第安文化、黑非洲文化作为被征服文化是不可能在这个要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家受到尊重的。
因此，尽管爱默生对欧洲文化甚至是中国文化都很喜爱，但他始终对这些文化保持着一定的审视和反省的态度。爱默生迫切建立民族独立文化的使命感压倒了他对欧洲文化进行毫无芥蒂地吸收的尝试，正如他在《美国学者》一文中的疾呼：“我们依傍他人的日子，我们长久以来师从他国学艺的学徒期已经到头了。在我们周围，百万民众正在奔涌向生活的洪流，他们不能永远依靠从国外收获的那些残羹败食来供养自己的心灵。”然而，一个学徒缺乏对欧洲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长时间的深入学习、探究、转化和吸收，仅仅凭着一股自助和进取精神是注定行之不远的。正如一把只有五根琴弦的七弦琴，很多乐曲都无法演奏。
如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杰作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极高声誉，他以冷静客观的笔触用欧洲文化映照出美国文化的差异，包括它的优点和缺点。对此，英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格雷厄姆·格林高度评价这位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亨利·詹姆斯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就和莎士比亚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样稳固。”然而，在那个开疆拓土的特殊时代，亨利·詹姆斯被认为是迷信欧洲文化而饱受误解，符合历史潮流的爱默生自然脱颖而出。在《论自助》中，爱默生以其急切建立美国独立文化的自觉和热忱，对迷信外国文化的美国人大加批判（也包含了反躬自省的自我批判）：“正是由于急于弥补自我修养的缺失，人们便盲目迷信旅游，把意大利、英国和埃及奉若神明，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始终对此保持着狂热。”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正是这种对欧洲母体文化的排斥心理，让美国文化无论是形成之初还是今天，都带有明显的简单化和速成性倾向，这种先天的营养不足所暴露的问题正逐渐被放大。似乎不可避免的，美国式个人主义在文化营建的过程中滑向了个体意识的膨胀、盲目自信和骄傲自大，进而导致了自我意识的偏狭，使其往往看不到其他文化的独特性、合理性和优秀之处，不愿去接触和学习其他文化。这在美国文化的形成时期表现地尤为明显，在其后的历史中也并未得到更多改善，而是向着为我独尊的方向不断发展。
荒腔走板：个人主义的另一走向
必须承认，当个人主义与美国的国家独立和发展相结合时，在建国之初起到了积极作用。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所倡导的个体自助原则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个体意志和力量，塑造了美国文化对个人力量的高度重视，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对个人进取、奋斗和成功的追求，以及个人可以对抗群体、政府、权力和不公正规则等等。这一套价值观与北美早期殖民者开疆拓土的冒险精神和实干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以个体生命的自助和进取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对于一个新生民族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哈罗德·布鲁姆《文章家与先知》
然而，当这种逐渐膨胀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通过国家主体的面目呈现出来时，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强权意识，一把“缺少某些琴弦”的乐器最终演奏出荒腔走板的音乐，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其实，这种以国家面目出现的个体意识的盲目乐观的膨胀，在爱默生随笔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这实在就是当时美国社会从精英到大众的普遍心态。无论好的坏的，爱默生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都极为深远，正如哈罗德·布鲁姆的精妙评论：“爱默生是美国的化身，更像恒久的气象——雾霭重重，而不是转瞬即逝的雾”。在《年轻的美国人》（The Young American）一文中，爱默生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代都有一个领袖民族——这个民族较之其他民族更宽宏大度，他们中的优秀公民愿意对普遍的公理与人道表示支持，甚至甘愿被时人称为狂妄分子。除了我们这个国家，有哪一个民族能够担当起领袖的角色？除了新英格兰，谁能领导这场运动？除了年轻的美国人，谁又能指引领袖的步伐？
当我们穿越历史的尘埃，再次回眸和审视这位圣人般的“美国的孔子”时，看到他身上那惊人的学识、才华和激情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与普罗大众一样的盲目、自负甚至狂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爱默生的这段话——尤其是狂傲不羁的三连问——正是当今美国形象的惊人写照，字里行间极为准确地描摹出美国人一开始就存在于骨子里的霸权意识和天生我材的优越感。随着美国国力的不断强大，这种深埋于内心深处的全球领袖意识逐渐生根、发芽和结果，美国带着对自我的发现及过分乐观的肯定，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世人的楷模，并将一套美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塑造成普世法则向全世界推广。不论爱默生是否能够预见，这种他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早已从个人和社会范畴跃迁到国家层面，从而形成了一种“国家的个人主义”，呈现为一种美国式的唯我独尊和霸权主义。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