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说，可能这就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年。因为这一年，在有1000万人的人口大省中，有300万人饿死，还有300万人逃到了西北，诸如陕西、甘肃等省份。
但是这个数据并不是政府统计的数字，而是美国《时代周刊》驻华特派记者白修德的估计。政府给了两个数字，一个是28万人，另一个是140万人，可在这三种数字中，人们更相信白修德的数据。
除了一些被统计的人之外，还有很多是在逃往陕西的路上、火车上冻死的，或者是扒火车时被火车轧死的。如果用杜甫的一句诗来描写当时的惨况，便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饿殍遍地、四野哀嚎。在逃荒的路上，狗吃人、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如今听到这两个词时，可能也会像当时的蒋介石一样，说一句：“这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可看了照片和故事，才会低下头来，让心流泪。
其中《偃师县志》记载：“人多以树皮、草根、观音土、雁屎充饥。灾民19万，外逃及死者难以数计。这次灾荒为60年间所罕见。”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剧，可对河南人民来说就不止悲剧那么简单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此时却再找不到任何文字来形容当时的惨烈和悲戚。
这场灾荒最大的特点就是范围广、并发性、连续性、积累性以及兵灾并发。这次受灾范围就像电影《一九四二》中河南民政厅长方策说的那样：“整个河南都是灾区。”而且伴随着水灾、旱灾、蝗灾一起发生，接连不断，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众多的灾难积累到一起，成了人民灾荒，加上日军的侵略，河南人民已无路可走。
政府对灾情的反应迟钝和漠视也是导致灾荒规模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1943年，《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写了篇社论叫《看重庆，念中原》，其中这样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其中的描写不忍卒读。可国民政府对这篇文章做了这样的批示：“调查不实，扰乱民心，停刊三天，闭门思过。”
但有些人会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难道就真的不闻不问吗？
妇女正在处理树皮
河南灾情真正得到国民政府的确认是在重庆的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河南人民吃的观音土、大雁粪、榆树皮展示在会上，并且痛哭流涕，发表演讲，称：“……河南灾情如此严重，百姓饿死不计其数，青年往陕西逃生，政府竟下令堵截。老弱者在家先吃草根、吃树皮，后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来，活活憋死。难道政府的眼睛瞎了看不见，耳朵聋了听不见吗？我带来了河南老百姓吃的10种观音土，请各部长传着看一看。”这才使得河南灾情得到援助。
当然，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情的报道上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国民政府2亿元的救灾基金到达河南时，此时的河南早已是一片萧条。而且在使用资金时，经过各级政府的层层盘剥，真正用到救灾中的资金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