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夹带，进考场前实行严格的搜身。一旦发现夹带，在宋代是驱逐出场，并取消下一年的考试资格。
在明朝，作弊考生会被杖责，严重者会被发配边疆九年。当时通常每三年一次科考，在边疆呆九年，若侥幸没死，回来后也会被除去士子身份，一辈子都别想参加科考。
在科举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清朝，作弊手段也登峰造极，朝廷的处罚制度也更严酷。
在清朝，一旦发现作弊，按照《大清律例》戴枷示众，杖一百，发往边疆充军。
为防止夹带，对考生的穿着有了严格要求。例如鞋垫要抽掉，里衣要脱去，砚台不能太厚等。
凡临场枪手、冒籍、顶替、夹带、抄袭、传递、不坐本号者，立即给其带上枷锁，现场示众。
乾隆九年(1744)的顺天乡试，查出了几十个夹带小抄的士子。于是将他们在贡院外号枷示众，竟吓得二千余名心怀鬼胎的士子放弃考试，落荒而逃。
乾隆帝闻讯大怒，详细规定了此后应考士子的衣服鞋袜、笔管砚台等必需品的规格，甚至规定携带的糕饼必须切成小块，考篮也得编成玲珑格眼式样。
入贡院时，须有两道严格的检查，要脱衣赤足，检查下体。
对于一些已有功名者，例如生员（即秀才，经童子试考取），一旦违规，即革除功名。
对代考等舞弊情节严重者，往往发配充军。
乾隆五十七年，对三名雇请枪手的童生、枪手及其他涉案者。
先行枷号三个月，然后“发烟瘴之地面充军。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脸上还要刺上“烟瘴改发”字样。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西士子岑照花了300两银子找人代考，居然得中解元，被揭发后立即被处斩。
嘉庆三年(1789)的湖南乡试中，湖南士子傅晋贤用1200两银子买通贡院书吏樊顺成、罗文秀，在发榜前“换卷”。
他们将第一名彭峨的试卷偷偷抽出，把卷首的姓名、祖籍、三代等项裁下来，换上了傅晋贤的个人名义。
发榜后，傅某得中解元。
意想不到的是，彭峨在考试后、放榜前曾将答卷默写了一份，送给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
这个无意中留下的证据，使得彭峨幸免蒙冤。而舞弊的傅、樊、罗三人被处死。
然而，即使古代对科考严加管理，也未能防范舞弊现象，更是无法杜绝一些朝廷官员、考官与士子考生内外勾结舞弊的惊天大案屡屡发生。
这是由其科考制度本身的弊端，以及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