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
记得小学语文课本有一篇散文名为《落花生》，作者父亲借花生教育子女：“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落花生精神”教育青少年要尽力去做对社会有用的而非华而不实的人。这位作者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教育家许地山。许地山（1893－1941），原名许赞堃，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揭阳，出生于台湾。192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1923年与谢冰心、梁实秋等留学美国，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学习，致力于宗教史研究和文学创作。1927年回国后任职于燕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1935年任香港大学中国文史学系主任、教授，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他参与创办《小说月报》，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许地山一家三代人都在湛江留下足迹，1902－1903年许地山跟随父亲许南英在徐闻居住过一段时间，1942年许地山遗属逃难广州湾转入内地。
许南英
许地山的父亲——徐闻知县许南英
许南英（1855－1917），别号“窥园主人”，1890年中恩科进士，是台湾近代著名爱国诗人，与丘逢甲、施士洁并称“台湾晚清诗坛三大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许南英担任台湾团练局统领，领二营兵。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台湾及澎湖群岛都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强烈反抗无效，为了不让日军登陆，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积极筹建“台湾民主国”，与驻守台湾的刘永福等人率军抗击日军。唐景崧当选为“总统”，先后由刘永福、丘逢甲处理军民政务。许南英担任筹防局统领，屯兵在番社附近关隘。日本接收台湾全岛后，许南英举家迁回大陆，到厦门少住后再到汕头桃都围村，许氏族人赠与许南英旅费到南洋生活，并出资将其全家从台湾接到桃都安置下来。许南英在南洋游历两年时间，等到盘缠耗尽就再次走上仕途。原本当初许南英中进士后被授予兵部车驾司主事职，但是时过境迁，回到兵部当官是不可能了，于是“自贬南交为末史”，曾先后协助广州知府和番禺知县评阅府县试卷，跟随潮州镇总兵办理清乡事务，委任为佛山汾水税关总办。1902年，许南英出任徐闻知县。1912年1月18日《申报》“岭南官报”登载：“文昌县缺，以徐闻县何炳修调署，递遗徐闻县缺，以分缺间用知县许南英署理。”这是许南英第一次任地方官。
许地山在《回忆我的父亲——窥园先生诗传》中对许南英任职徐闻的情况有所记述：徐闻在雷州半岛南端，民风淳朴。许南英到任后，全县政事，只用一位刑名师爷助理，其余会计、钱粮等诸事都是自己经理。县衙门每十天一次挂牌准予告状，俗称“放告”，全县治安良好，没有特别重大案件，轻的是偷鸡剪钮，重的也不过是争田赖债。至于*人越货等刑事案件，实在罕有所闻。情形就像许南英诗中所说的“讼庭春草荫层层，官长真如退院僧”。当时贵生书院山长杨铎堂退任后，许南英将贵生书院改为徐闻小学堂，遴选县中的秀才入学读书。全县士绅看到许南英热心办学，于是聘请他为掌教，每月逢三六九日到小学堂讲解经史两时。清朝以来，知县亲自兼任书院掌教的人极为罕见，但许南英经常到小学堂，与学生多有接触，因此对于县中人情风俗很能了解。许南英也经常鞭策学生，说：“生于忧患，死于晏安”“生无建树死嫌迟”，又说：“人当奋勉，寸晷不懈，如耽逸乐，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到那时候，身心不但没用，并且遗害后世。”由于徐闻县衙已破毁，前任县官借用考棚为公馆，许南英又租东邻的三官祠作为儿辈的书房。在办公之余的闲暇时间，许南英经常到书房和好友徐展云先生谈话，有时也为儿辈讲解国史。许南英在徐闻约一年半的时间，全县绅民都很拥护和爱戴他。
许南英一生中创作大量诗词，但是散失不少，1933年许地山将余下诗作1039首汇集为《窥园留草》，该诗集还附有《窥园词》。许南英在徐闻任职期间创作不少诗歌，如前述许地山提及的“讼庭春草萌层层，官长真如退陀僧。”出自《徐闻杂咏》，后两句为“十吏三班都肃静，清时便是一条冰。”还有《留别徐闻诸父老》诗四首，第一首云“代庖一例有瓜期，禄米经年愧滥靡。地处炎荒客我绌，时逢旱虐累民饥。敢云讼狱心如镜，漫听讴歌口是碑。寄语思乡诸父老，能攻吾短是吾师。”对于许南英的诗歌，徐闻岁贡生陈京国曾写作唱和诗两组八首。宣统《徐闻县志》记载，知县许南英曾拨银二百，和士绅韩之潮等重修位于徐闻县东五里的先农坛，该县志还赞扬许南英“爱民重士，著有政声”。
许地山跟随父亲许南英在徐闻居住的时候，年仅10岁左右。当年许地山全家居住的“考棚”，据称位于今徐闻县徐城街道署前街，坊间称之为“许地山故居”。另外，吴凯的《许地山与徐闻》一文指出，“徐闻古城内没有三官祠，考棚东只有三元堂，但现址已迁往宾朴路西侧，距公馆旧址约100米左右。”可见，很有可能是许地山将“三元堂”误记为“三官祠”。
许地山全家福（1940年）
许地山笔下的广州湾
许地山早期的小说作品具有传奇情节、异域情调和宗教色彩的突出特点。所谓“异域”主要是指东南亚地区，即俗称的“南洋”。但是许地山也有部分小说以国内闽台、粤等地为背景，显示出浓郁的闽台、华南地区文化特色。台湾作家林海音在成名作《城南旧事》的《关于许地山》一文中敏锐地指出，“落花生的小说，在当时是有他独特风格的，故事背景的安排，也是其一。他有几篇小说颇有‘异国情调’，像以马来半岛为背景的《缀网劳蛛》，以印度为背景的《醍醐天女》《商人妇》等。国内为背景的：《春桃》在北平，《黄昏后》在广州湾，《换巢鸾凤》在阳江等。”
1927年，许地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黄昏后》，这是以广州湾作为背景的小说作品。讲述的是在某一个黄昏后，主人公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回忆妻子，透露出丈夫对亡妻的深切怀念。
《黄昏后》主人公名为“关怀”，在甲午海战中曾接受邓世昌的任命担任翻译，但是刚到上海就听闻邓世昌阵亡，他决定避居南方的孤岛海边安家。这个“孤岛”就是硇洲岛，小说中关怀对女儿说：“自那次打败仗，我自己觉得很羞耻，就立意要隔绝一切的亲友，跑到一个孤岛里居住，为的是要避掉种种不体面的消息，教我的耳朵少一点刺激。*妈只劝我回硇洲去，但我很不愿意回那里去，以后我们就定意要搬到这里来。这里离硇洲虽是不远，乡里的人却没有和我往来，我想他们必是不知道我住在这里。”历史上的硇洲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法国为占领硇洲和东海两个岛，进行多次谈判。在许地山写作这篇《黄昏后》的前两年，闻一多撰写的《七子之歌·广州湾》开篇就写道：“东海和硇洲是我的一双管钥，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因为战败的“羞耻”，关怀决定将全家搬到海边的一个村子居住。他们买了一所房子，还有一个果树园。不到五年，广州湾被法国占领了。关怀对此感到很无奈，说：“唉，好事是无常的！我们在这里住不上五年，这一片地方又被法国占据了！当时我又想搬到别处去，为的是要回避这种羞耻，谁知这事不能由我做主，好像我的命运就是这样，要永远住在这蒙羞的土地似的。”关怀认为广州湾被占领是“羞耻”，广州湾成为了“蒙羞的土地”。关怀妻子在临产前听说要签定租借条约，便一病不起。妻子去世后，鳏居的关怀带着两个女儿继续生活在广州湾。
许地山的另一篇小说《铁鱼底鳃》也有提及广州湾。1937年“七七事变”后，许地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并发表《七七感言》等杂文。1941年2月，许地山在《大风》半月刊上发表抗日小说《铁鱼底鳃》，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篇小说。
《铁鱼底鳃》刻画了一位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明者——雷先生的形象，他曾是官派留学生，历经艰辛设计出了“铁鱼底腮”，那是用于潜艇从水中获取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的装置。雷先生逃难时选择途径广州湾进入到内地，雷先生说：“我还是想到广西去。只等儿媳妇寄些路费来，快则一个月，最慢也不过两个月，总可以想法子从广州湾或别的比较安全的路去到罢。”第二天，雷先生“出了公司，到中国旅行社去打听，知道明天就有到广州湾去的船。”可知小说主角雷先生通过乘船到广州湾转入内地。现实中的抗战时期中国旅行社曾在广州湾设立分支社，位于赤坎法国大马路宝石酒店的对面。抗战初期的广州湾作为主要的国内外通道，迎来一大批难民。许地山的小说提及广州湾，应是文艺创作取材现实生活的写照。所巧合的是，1942年许地山遗孀和子女从香港逃难到广州湾到内地，也是通过中国旅行社进入内地的。
许地山与许燕吉
许地山遗属逃难广州湾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与世长辞，年仅49岁。香港、新加坡文化界等为其举行追悼活动，沉痛怀念这一位新文学运动先驱。
许地山逝世后数月，香港就被日本人占领了。1942年10月，许地山遗孀周俟松及其母亲、儿子周苓仲、女儿许燕吉一行四人从香港逃难广州湾。周俟松（1901－1995），湖南湘潭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后曾任中学教师、校长。
许燕吉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对于逃难广州湾的经历有所记述，他们从香港途径澳门前往广州湾。1942年10月10日，他们到了广州湾。
周俟松下到码头看管着行李，船工将他们所有行李都卸到码头上。当时刚好天下了小雨，海潮又涨上来。码头工看到他们一行都是妇孺老小，就敲竹杠、抬价，不肯把行李背到马路上。周俟松急了，自己下去将箱子一抡，就上了肩。码头工见状，才纷纷动手，可是有好几件行李已被海水泡了。平时周俟松一向很注重仪表，衣着平整，发卷顺贴，腰身挺直，步伐稳健，不失雍容华贵的气质。许燕吉也没想到母亲竟然能和搬运工一样扛箱子。他们雇一辆车拉行李到赤坎，到三层高的“迎宾旅馆”住下半个多月，为的是等钱。
许地山生前积蓄不多，即使有钱，日占期也不让百姓取走。后来听说国民政府有救济离港文化人的资金，到了赤坎后，周俟松就急忙和内地联系申请这笔路费，她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各有关部门和邮电局之间。
在赤坎居住期间，许燕吉帮着婆婆将被海水浸湿的行李拿到旅馆的顶棚上去晾晒。楼下的饭馆每天也上来在楼顶烤乳猪，许燕吉在忙翻晒行李之余，也走过去看烤猪和闻香味。年龄稍大的哥哥周苓仲几乎整天和旅店的住客们聊天，那些住客也是从香港逃难过来的，都知道许地山，所以对周苓仲也很热情。他们虽然是旅馆包饭，但菜不够吃，旅馆冲凉间外放了几个泥炉子和锅，每天可以出去买点青菜回来炒炒。
过了七八天，他们兄妹两人在新认识的朋友“芝麻官”带领下过边境赶集，去过好几次。对于当时寸金桥的情况，许燕吉回忆说：“边境是一座桥，称‘寸金桥’，是国土寸金的意思。桥东站着法国岗哨，戴的贝雷帽，顶上红绒球，穿的皮靴，还有皮护腿，身上还交叉着武装绶带。桥上放着一个钉有铁蒺藜的鹿砦架子。桥西边则站着我们中国的士兵，穿着黄布军装，打着绑腿，黑布鞋，腰间系着黑皮带，背着长枪，更神气。人们过去都给他鞠大躬，以泄给日本兵鞠躬之愤，也是踏上了自己国土的爱国激情。我和哥哥也给他鞠了躬。”
过了寸金桥，走了三里路就到了归遂溪县管辖的集场（应该是麻章圩），“芝麻官”认得那里的人，大概都是边境海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发现集市非常热闹，人们熙熙攘攘，他们还看见当地的孩子们买一种叫龙虱的甲壳虫吃。
等了一段时间，周俟松托人帮忙申请的救济金寄到了，他们又忙着做启程的准备。当时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进攻，广州湾通往玉林的公路被挖断了，因此往来交通只能步行或乘轿子。这样情况下，周俟松找到中国旅行社，旅行社要求每件行李不超过50斤，于是将行李分装成38件，做好标记，请挑夫担运。旅行社安排三乘轿子，周俟松及其母亲每人一乘，许燕吉两兄妹一乘。每乘轿子前面贴着轿人的名字，周俟松轿前贴的是“许地山夫人”，到了海关时，工作人员都出来打招呼，很是热情。轿子经过集市，开始走农村土路，第一站在廉江停歇，住在旅社安排的地方。经过七天旅程，他们到达广西玉林，然后乘烧木炭的汽车去柳州，三周之后他们到达目的地桂林，那已是1942年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