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在燕京大学的许地山
此时的老舍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坛后辈，他日后开创性地将北京的土语白话成功应用于小说中，成为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和语言大师。他多次自谦为“写家”，文学是他的主业，但他同样能够“一专多能”——他常于园艺，会模仿各地方言，被朋友们视为能够活跃气氛的“活宝”，他醉心于民间文艺，亦能将京剧老生演绎得惟妙惟肖……然而提到“文学的引路人”，老舍最想感谢的还是好友许地山。
1926年，许地山自牛津大学学成，拟经印度游历后归国。在此之前，老舍已开始试写小说。初登文坛的老舍心怀忐忑，趁许地山闲暇时为其朗读写好的一两段寻求意见，在听过几段后，这位一向喜欢天南地北“闲扯”的好友却惜墨如金地说：“可以，往下写吧！”正是这言简意赅的肯定给了老舍以写下去的信心。
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
这就是老舍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的诞生过程，这部小说以信奉“市侩哲学”、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北平市民老张为讽刺对象，揭露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黑暗，也为老舍的写作风格定下了基调。显然，老舍走上作家之路离不开许地山的支持和鼓励。初试身手，作品即被《小说月报》这样的国内名刊录用，老舍自是兴奋异常，囊中羞涩的他甚至为此破例去吃了一次杂碎作为犒赏。
“我要一张白石老人的画！”
好大的口气！
无论是在过往还是当下，谁敢如此“狮子大开口”？如非嚣张跋扈之徒，就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说此话的正是谦谦君子老舍，说话的对象是他的好友许地山，事情发生在1933年。
虽为挚交，老舍一生在作品中提及许地山的却次数屈指可数。然而正应了那句“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许地山总能在关键时刻助一臂之力。显而易见的一例就是1933年的这次“索画”事件。相关详情在老舍1944年1月7日作于“北碚头昏斋”的随笔《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中有生动记录。这一年许地山已辞世近三年，再次被老舍提及并深致谢忱的原因在于，11年前在与白石老人熟识的许地山的牵线之下，老舍才终于以“半价”购得一幅倾慕已久的《鸡雏图》：
一次，我给许地山先生帮了点忙，他问我：“我要送你一点小礼物，你要什么？”我毫未迟疑地说：“我要一张白石老人的画！”我知道他与老人很熟识，或者老人能施舍一次。老人敢情绝对不施舍。地山就出了三十元（十年前的三十元！据说这还是减半价，否则价六十元矣！）给我求了张画。画得真好，一共十八只鸡雏，个个精彩！这张画是我的宝贝，即使有人拿张宋徽宗的鹰和我换，我也不干！
在这篇随笔中，老舍一贯的重情和幽默跃然纸上。实则此文是对当时坊间流传的身在重庆的老舍藏有一整箱齐白石画作的谣言的驳斥。他从自身的爱好和交往着笔，不急不慌、有理有据地对这种“富翁谣言”予以了反驳，其间不乏标志性的诙谐，间或插入的基于友情的求画故事又是那样亲切可感。诚如老舍所言，当时的他莫说富有，常年的奔波劳顿、营养不良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胃病、阑尾炎以及由贫血引发的头晕时常侵扰，以至于他干脆自嘲地将194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贫血集》。
这张凝结着友情的《鸡雏图》为立轴，共画十八只小鸡。上角是一只门已打开的鸡笼，小鸡们纷纷飞奔而出觅食嬉闹，笼内只余一只，于点、线、面的构成中尽显大师的艺术奇思。白石老人在画上的题款曰：“舍予先生清属 癸酉春二月作于旧京寄萍堂上 齐璜”，下有“白石翁”印一方。得到此画的老舍喜不自胜，于画轴的题签上郑重写下：“白石翁雏鸡出笼图 一九三三年 老舍”。抗战爆发后，老舍流徙四方，及至1943年秋妻子胡絜青携子女来重庆全家团聚，他仍不忘在家书中嘱托：“鸡图万不可失！”这样的珍视不仅缘自老舍对艺术瑰宝的爱惜，也蕴含着对好友许地山的怀念之情——“我不肯放弃此画，一来是白石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二来地山先生已经去世。”
夫人及一双儿女留影于许地山去世当天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与白石老人的来往日渐增多，同样热爱绘画并颇有天赋的夫人胡絜青后来还被老人收为入室弟子，这恐怕都离不开当年许地山的“牵线”之功。
南北两个“文协”理事
夫人周俟松晚年回忆她第一次见到许地山的情景，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中：“见他手持标语旗，高喊口号，无所畏惧的冲锋陷阵。”这英武的形象似乎很难让人将之与那个不急不徐、拈花微笑的许地山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家国情怀一直深植于他的心中。自幼年时代起，随家人被迫内迁的他见证了战败祖国的贫弱，倍感遗民的切肤之痛。五四运动中，他常与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谈论时政，探索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道路，并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宣传民主和科学，颇受进步青年欢迎。1921年1月，他与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在北平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为机关刊物，践行着“文学为人生”的宗旨。客居英伦的老舍后来也在许地山的介绍下加入了文研会。
身为名牌大学“海归”的许地山一生最看不惯的，恰恰是那种以为“月亮都外国的是圆”的中国留学生。连时常忧国忧民的老舍都认为留学时期的许地山对外国人的厌恶有些“过火”。在涉及英国国民性的《二马》《我的几个房东》等作品中，老舍既能以诙谐的笔触对部分英国人以帝国子民自居的偏狭、自傲、冷漠进行揶揄调侃，又对英国人普遍具有的遵守规则、讲求效率、严谨整洁等优点有着发自内心的推崇，相形之下，也常为祖国国民的不争而忧愤。
在他的印象中，那时的许地山却连英国人讲礼貌、守轶序等特点都视为愚蠢可笑。这近乎“偏激”的爱国观也深深地留存在女儿许燕吉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对底层人民尤为和善，路遇卖菜婆、卖蛋婆也会上去攀谈半天，甚至有时还会将偶遇的那些衣食无着的贫儿带回家，赠衣赠物后又资助其上学读书。任港大教授的他广结知识界好友，口碑甚佳，自然成为了当时在港求职者愿意倚重的前辈。对于这些登门“求帮的”，即便素昧平生，父亲大多也会以礼相待并经常义务地代写求职推荐。可有一天，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前来“求帮”，一开口就对父亲讲英文，父亲十分严正地拒绝了他，并告诫他，你我都是中国人，就应该讲中文，不要以为会讲英文就高人一等。那人自然十分败兴地走了，不料走到庭院中仍仰头用英文对着楼上的父亲大声地发泄不满，这一次也是鲜有的几次许燕吉目睹父亲愠怒，乃至那人走后他仍对女儿说：“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无独有偶，这类人同样为老舍所深恶痛绝，其作品中诸如蓝东阳一类卖国求荣的“假洋鬼子”定是被讽刺挖苦并不得善终的对象。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是二位好友不可触碰的红线，一旦被冒犯，和气必将被打破，凛然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风骨。
1935年，许地山受胡适之推荐，携眷南下香港，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战烽烟弥漫，交通阻隔，老舍和许地山自此更难晤面，连通信都鲜有。1937年11月，老舍被迫弃家南下。次年3月27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协调各方事务。“文协”正如老舍所说，是一个团结的组织：“不分党派，不管对文艺的主张如何，而只管团结与抗战……绝对没有一点谁要包办与把持的痕迹。”在1940年1月20日写给郁达夫的信中，他曾这样表达“文协”会员们的士气：“一肚子委屈，但求日夜穷忙，决不以泪洗面！”八年抗战，老舍辗转奔波于华中、西北、西南等多地，经历着“八方风雨”的洗礼，他说：“我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武器。”《大地龙蛇》《剑北篇》《四世同堂》等名作即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相继问世。
在老舍眼中，许地山的“缺点”无外乎两点：一是不守时，二为不喜回信。前者往往是因为他醉心于书海，只要一进图书馆便将与朋友的约定抛诸九霄云外；后者则源于他的个性：他是个“极随便而又极不随便的人”——他在文坛和教育界的地位甚高，却从未恶意地批评过任何人，在小事上常愿迁就于别人，大节上却能坚守底线。他与好友的交往不拘于形式，信件的疏忽也并不意味着冷淡。
我知道他不喜欢写信，所以也就不写给他。抗战后，为了香港“文协”分会的事，我不能不写信给他了，仍然没有回信。可是，我准知道，信虽没有，事情可是必定办了。果然，从分会的报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晓得了他是极热心会务的一员。
一句平常笃定的“我准知道”，道尽了老舍对这位好友的了解。在抗战的热潮之中，这默默而切实的付出无疑是对隔空友情和爱国情怀的最好注脚。
许地山一如十多年前在伦敦寓所鼓励老舍创作时那样，话虽不多，心却极为热忱。他不负好友嘱托，身体力行地肩负起“文协”香港分会理事的重任，以“老大哥”的身份推动着会务的发展。虽已人到中年，却仍如五四青年时代一般为民族事业奔走呼号。全面抗战暴发后，他不辞辛劳地频繁奔走于香港、九龙等地，写下《七七感言》《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国粹与国学》等多篇鼓舞士气的杂文，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他还在抗日群众集会中发表演讲，帮助流亡青年补习文化识。此时身在上海的郑振铎担心精心收藏的三千余本明清时期的典籍受到日冦查抄损毁，与香港方面取得联系，许地山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定保护这些民族文化遗产……
老舍 摄于青岛
1940年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铁鱼底腮》是许地山后期的代表作。此时的他已抛却前期作品的宗教神秘色彩、全身心地投身抗日洪流：年轻时代曾自海外兵工专业学成归来的主人公，因祖国的落后竟所学无以致用，步入老境后更显落魄凄清，连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精心研制出来的兵器发明都成了被耻笑的对象。主人公与前期的人物一脉相承是，善良而又坚韧，永远如“劳蛛”一般，孜孜不倦地修补着残破的网。无论处于何种境况，内心的希望都不曾被磨灭。佛理中的苦中作乐此时已化作为民族自尊而战的力量，读来尤为悲怆动人。
许地山掌印港大文学院后，发文直斥殖民地教育弊端，屡次申明普及、提高大学中文程度的必要。他一扫晚清八股和四书五经之旧则，于院内分设文、史、哲三组，至今港大文学院的教学体系仍在传承他当时的创设。除潜心教学和教育改革外，他还积极推动社会教育和文化活动，组织成立香港新文学学会、中国文化协会，并兼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职。热爱儿童的他还对中小学基础教育十分热心，在他的敦促下，香港成立了中小学教师讨论会，他亲自参与其中并担任多所小学校董。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广受各界肯定，被选为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
“地山是我绝好的朋友，他竟死了”
一团和气、知识广博、爱开玩笑不仅是许地山留给老舍等友人的印象，在女儿许燕吉的记忆中，已过不惑之年的父亲宛如一个顽皮的“孩子王”。他十分热衷于与孩子们同乐，尤其爱给儿女们讲故事、与他们一同在床上自导自演《岳母刺字》《武松打虎》《乌盆记》等戏。每当女儿受到母亲的管束时，做父亲的他就会挺身而出化身“护女使者”。
女儿自小在家中常能见到父亲“朋友圈”中各个党派、流派的文人雅士，在一次圣诞晚会上，父亲即兴表演的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的小品博得大家一致喝彩。酷爱旅游的他还曾带领一群港大学生，与几位友人共同挑战“香港之巅”大帽山。他还是位摄影爱好者，在旅途中常用相机捕捉下特意摆出的惹人发笑的姿势……
遗憾的是，这种令人难以割舍的亲情和友情就在那次登顶大帽山后不久，便戛然而止了。1941年8月4日这天中午，许地山手持一沓报纸走向卧室准备午休，在许家服侍多年的女仆见状后关切地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对待佣人一向随和的他开玩笑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当日下午两点已过，夫人周俟松仍不见丈夫起身，就走进卧室察看，哪知许地山此时已因心脏病突发无法挽救，全家顿时陷入巨大的悲恸。后凭借许夫人的坚强并和众多生前好友、学生的通力相助，一家人才勉强度过难关。
此时的老舍正在祖国的西南地区为“文协”殚精竭虑，在得知噩耗后不久，即动笔写下一篇《敬悼许地山先生》，载于同年8月17日《大公报》。开篇即说：“地山是我最好的朋友。”忆及种种令人捧腹、牵人萦怀的趣事，感激、欣赏与无限的惋惜之情相交织，过往二十年岁月交往的点滴历历在目，虽无大段的泣血之词和褒扬之语，却于日常接触中互现真情。对好友钦佩之至，他索性“任性”地下此断语：“即使他原来是个强盗，我也只看他可爱。”只可惜昔日好友间的趣事皆已成今日之泪源。老舍痛悔自己“记性不好”，难以呈现好友全貌，实则这更近于情到深处的大音希声。果然，四个月后，他又有同题散文发表于《文学月刊》。如果说第一篇悼文饱含着痛惜、悲恸的个人强烈感情的话，第二篇悼文则将言说情境置于更为广阔的家国背景之下，以地山先生为榜样，呼吁广大文艺界人士以笔为刀，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相隔仅一载，就在好友离世的次年8月，老舍那位坚强善良、任劳任怨的老母也于北京去世，家人因担心他的身体一直隐瞒，老舍不敢看信，待他忐忑地拆开家书时，方得知老母已故去一年有余！痛彻心肺的老舍饱含深情地写下名篇《我的母亲》，自谓是母亲将“软而硬”的个性传给了他，赋予了他朴实无华的生命底色。这与挚友许地山那种“极随便而又极不随便”的个性正相契合——他们平易素朴却不敷衍苟且，随和的外表之下，骨子里却爱憎分明的、镌刻着充满韧性的坚强。
许地山的遽然离世带给香港各界带来巨大震动，当天，香港所有机构和学校均下半旗，港九钟楼鸣钟致哀。他生前曾多次参与儿童福利会活动，第一个送来花圈的是宋庆龄。梅兰芳、叶恭绰、郁达夫、徐悲鸿等多位文艺界知名人士也送了花圈、挽联。9月21日，香港文化界400多个团体近千名代表举行了“许地山先生追悼大会”。女儿许燕吉晚年仍对追悼会上的两副挽联记忆犹新，一曰：“赤子之心”，一曰：“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
内地也同样沉痛悼念着这位爱国的文人志士，郭沫若在悼文中提到：周总理对地山的逝世很是惋惜；当时也在座的老舍泪流满面地说：“地山是我绝好的朋友，他竟死了！”
许地山长眠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的山腰一处，数十年来默默地注视着时代的恒与变。他仿佛依然如往昔那般儒雅、静穆而幽默。
对于交友一事，老舍曾说：“有了朋友，我们才有心理上的健康。这不是说，因为朋友肯帮我们，我们就诸事顺利、而心宽体胖……友谊不是教我们依赖别人，而是教我们无计较的取与予。”他与许地山之间的友谊正是这段话的最佳写照。
【 原载《名人传记》2021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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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兔儿爷·茶馆：老舍经典》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典版本，集结了老舍多篇各体裁经典短篇作品，如小说《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散文《想北平》《宗月大师》，话剧《茶馆》等；另收入书信数篇，勾勒出老舍一生经历的各方剪影。本书力图读者提供一次在一本书中领略老舍多种名篇风采的机会。
老舍作品的艺术独特性首先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诗人，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和批判者。这不仅是指，他的艺术世界几乎包罗了市民阶层的一切方面，显示出他对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经由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市民社会，而且是北京市民社会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民族性格、民族命运的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对于时代本质的某种揭示。
——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
我以为老舍对文坛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一是写出了皇权影子下的百姓之苦，京城的原色调被还原了。二是点染出了社会变迁的历史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许多作品都有史诗的意味。三呢，在民俗里发现了美的存在，并把它升华到精神的高度。
——孙郁《老舍的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