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军民在破坏日军铁路（图源：人民网）】
与此同时，日本各财阀、金融寡头、产业和商业资本等也一窝蜂般涌向东北。其间，先后有三井物产会社、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仓财阀以及东洋拓殖、王子制纸、日清豆粕、川崎造船厂、小野田水泥、大阪商船、古河矿业、铃木商店等财团或产业巨头进入中国东北。
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占海外总投资的70%，仅满铁就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58%。此外，日本官民资本还通过合办或借款形式插手东北各经济领域。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和金融机构存额均大幅增长。
1917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干涉俄国革命，日本趁机把触角伸向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日本军事机构先后在黑河、满洲里、绥芬河、海林、哈尔滨等地设置了多处特务机关，以哈尔滨为特务机关总部，直接受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指挥。这些特务机关以“合法”的身份存在，刺探苏俄以及北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报，为日本全面占据中国东北提供“战场谋略和武装谋略”。
在经济方面，满铁在哈尔滨投资设立松花银行和哈尔滨信托交易所，以此两家财团为背景，与苏俄势力角逐抢夺中东路货运资源。到1929年2月，在日方的压力下，中东铁路方不得不同意“北满特产（大豆、小麦等）的东行及南下比例各占一半”。这样，满铁从中东铁路方的嘴里又抢来了一半货源。
满铁的北进，也推动了日本资本向北满及中东路沿线流动，诸如横滨正金银行、小寺银行、梅原洋行、协信银行以及三井物产会社等财团纷纷在哈尔滨开设本店或设立分店，其他制粉、油坊、医药等商业资本也纷纷拥进北满。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不仅在南满占据强势，也把触角延伸到北满以及中东路沿线，并占了相当多的市场份额。
不难看出，从1906年满铁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25年之久的殖民经营，日本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掌控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并在东北交通、海港、金融、外贸、资源、工矿业等经济领域抢占了制高点，中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以及其他欧美列强资本无法抗衡。
【“满铁”设在大连市的办公地（图源：“中国档案杂志”）】
转嫁危局之“满蒙生命线论”
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史称的“昭和恐慌”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困顿，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尖锐。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借以挽救国内经济危机，转嫁社会和阶级矛盾，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重中之重，进而上升为日本国家战略中压倒一切的不二抉择，此即“满蒙因素决定论”。
尤其是1927年田中义一组阁后，抛出“满蒙第一主义”和“积极满蒙政策”，推行对华强硬外交，“满蒙因素”越发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度关注。田中内阁强硬敦促张作霖当局签字赋予日本“满蒙新五路”的筑路权以及其他两条铁路的借款筑路权。同时指责东北当局自行修筑的打（虎山）通（辽）、吉（林）海（龙）等两条铁路为“满铁平行线”，严重影响满铁的运营，要求东北当局立即停止筑路。此外，还有商租权、课税权、帽儿山设置领事分馆等问题。这些统称为“满蒙悬案”。
7月20日，日本内阁出台《促进满蒙问题第一实行案》，内称：“解决东三省违反条约及其他不法措置乃当前最急之要务……尤其（东三省当局）不顾帝国屡次之抗议，无视条约之权利和利益，继续进行海龙吉林间及打虎山通辽间铁路，暴力阻止设置帽儿山分馆等。首先应以强硬态度敦促支那方面反省。”该案还指示有关部门“紧急部署，实现我方希望之各（铁路）线”。
同日，田中首相发出《关于满蒙交涉之训令》，指责东三省当局“违反条约及其他不法措置日甚一日……阻碍我在满蒙的经济发展”，要求驻外公领馆“当表明断然态度，解决诸个悬案，或者诱之以利，所谓软硬兼施之政策”，指示各部门“严重提醒东三省方面，今后在各方面将采取不利于东三省之措置”。
据此，日本外交、军部、关东厅、关东军以及满铁等机关纷纷出动，对张作霖等展开逼宫式“外交谈判”。然而，由于日方的狮子大开口毕竟触犯了东北当政者的权益，加之国内收回国权、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张作霖当局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轻易签字，因此采取敷衍搪塞、虚与委蛇策略，“满蒙悬案”也就一拖再拖，悬而未决。
1928年5月16日，借国民党军兵逼京津、张作霖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机，日本内阁出台《关于维持满洲治安措置案》，指出“战乱一旦波及京津方面，不论南北军队决心阻止其武装部队进入满洲”。18日，日本政府又出台“极秘”级别的《关于解除进入关外南北两军武装的方针》，强调：“表面上对南北两军绝对公平严正，但在实行时由驻地军司令官酌情考虑。”外务省也发出训电指示关东军：“只要北伐军不追击至关外，没有必要解除奉军武装。”
但是，关东军却主张趁奉军退回关外之机除掉张作霖，然后借东北局面混乱之机出兵占据东北，彻底解决“满蒙悬案”。为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擅自决定采取“非常手段”除掉张作霖。
【1928年6月，辽宁沈阳，皇姑屯三洞桥炸车现场（图源：视觉中国）】
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华北驻屯军的协同下，精心策划并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于非命。皇姑屯事件后，围绕事件处理问题，田中内阁首鼠两端，莫衷一是，引起天皇不满和训斥，不得不宣布内阁总辞职。然而，田中内阁的“满蒙第一主义”和“积极满蒙政策”，却引领朝野上下把关注和觊觎的目光盯向中国东北。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满蒙生命线论”应运而生。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后外相）在第59次国会上抛出“满蒙生命线论”。他称：“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我都是这么认为的。考虑满蒙问题，不仅是那里居住有20万日本人，也不仅仅是铁路经营，这都不是对满蒙问题的全盘考虑，而应该认识到满蒙问题如同我国的生命线一样。”
需要阐明的是，“满蒙生命线论”绝非松冈洋右的“独家法器”，而是“满蒙第一主义”的升级版，并且出台后立即获得朝野内外的一致推崇、赞许和张扬。这表明日本举国上下已将中国东北视同自身的生命一般。于是，困扰日本列岛的各种危机风暴打着捍卫“生命线”的幌子，席卷到中国东北，预示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大幕即将拉开。
【2021年9月10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为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王德林的委任状。刘卫东摄（图源：“前线理论圈”）】
军权强势下行政权的依附和趋同
在“昭和恐慌”的窘况下，一部分军人和社会右翼势力秘密组织串联起来，掀起一场“国家改造”运动，目标是铲除政党内阁、树立军人政权，大正以来日本的宪政体制面临极大挑战。
“国家改造”运动的前奏曲是军部发起的“统帅权论争”。1930年，日本政府代表奉命签署了伦敦裁军条约，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首先发难，他向昭和天皇递呈一份《上奏文》，强调裁军条约“包藏着让帝国海军作战时出现重大缺欠的内容”“实质是使日本的兵力及比率低下……务须慎重审议”。
加藤还拜会滨口首相，指责“政府专断决定，事态重大”。这以后，加藤“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状态……非难滨口首相的行为是干犯统帅权，并通过末次信正等身边之人传递给新闻记者和政友会。当年春以来，掀起了干犯统帅权的波澜”。
继海军军令部长发难后，陆军参谋本部也发表声明，指责内阁“干犯统帅权”，拒绝接受政府外交机关与西方签订的伦敦裁军条约。随之，陆海军人、右翼社会纷纷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反裁军条约团体。如由海军预备后备役将官组成的“洋洋会”，指责内阁批准裁军条约，“明显违反国体精神”“无视直属天皇的军事辅弼及咨询机关，即可谓干犯大权”。
右翼头面人物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也纠集徒众成立“海军军缩国民同志会”，攻击内阁的软弱外交。其他如“军缩问题同盟”“伦敦条约反对同盟”“全日本学生革正联盟”“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等团体也纷纷出台，发表声明，召开讲演会，聚众示威游行等，助推“统帅权论争”风波。
1930年11月14日，“统帅权论争”风波升级为恐怖暴力行动。这一天，日本右翼团体成员在东京车站行刺首相滨口雄幸（滨口重伤，翌年死去）。滨口事件意味着日本“国家改造”运动开始向军事政变和暴力恐怖性质转化，日本宪政体制在一波又一波的军事政变及暴力恐怖活动冲击下岌岌可危。
1931年初，参谋本部要员桥本欣五郎串通部分同僚以及右翼巨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策划于当年3月19日“以陆军为中心……利用第58次议会开会之机包围议会，发动政变”，然后树立军人执政的“举国一致”体制。
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一事件在秘密筹划中自行流产，但日本当局对此次事件心知肚明，却采取宽宥容忍、不予追究的态度，仅对桥本欣五郎予以“反省”15天的处分，其他涉案者均未受到任何惩处，无异于助纣为虐，为后来的军事叛乱活动注射了一支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