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0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为1931年10月2日，因抗议日本侵占东北入狱的中国留日学生苟吉堂出狱后在毛巾上书写的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抗议书。刘卫东摄（图源：“前线理论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为策应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同时也为了加速宪政体制的覆灭，桥本欣五郎及社会右翼势力再次蠢动，决定调集部队和右翼势力掀起叛乱，斩*首相以下所有阁僚，然后组建军人内阁。1931年10月初，这一计划被警宪部门查知，东京警宪机关出动抓获了12名暴动主谋者，“十月事件”宣告流产。然而，当局继续采取偏袒态度，没有对主谋者予以任何实质性处分。
“十月事件”后，“血盟团”“爱乡塾”等右翼团体展开“一人一*”的恐怖活动。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民政党*、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合名会社董事长团琢磨先后倒在“血盟团”成员的枪口下。更有甚之，1932年5月15日，陆海军少壮派以及右翼团伙纠集4路人马突袭首相官邸等重要机关，刺*了首相犬养毅等人，史称“五一五事件”。
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日本共经历滨口、若槻和犬养三届内阁。岂料，三届内阁首相先后有滨口和犬养遭到恐怖袭击，表明军权上位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直接导致国家行政权运转失灵或举步维艰。在政权与军权明显失衡的大势下，日本又面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民生困顿、社会矛盾尖锐等众多棘手问题，三届内阁将附和或趋同军权作为唯一出路。
滨口遇刺后，外相币原喜重郎代理首相，他在国会会议上称：“关于满洲的铁路问题，数年来未能解决，政府依据历来的方针正致力适当调整之……我们并非无视（中华）民国的正当立场，但危及我满铁利益的计谋不可能轻易得以实现。”1931年7月，若槻礼次郎在一次讲演中强调：“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奋然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接替若槻组阁，他在国会讲演中称：“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对既得利益的拥护，此乃我国策之基础……我国军将士为实现安定此根基之大目的，正在严寒环境下饱尝艰辛，对此，我政府及全体国民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意。”更严重的是，维护和扩大“满蒙特殊权益”，早已成为日本军政以及社会各界之共识，同时又是转嫁国内危机以及社会矛盾的“最佳”路径。
【2021年9月10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为日本出版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画报。刘卫东摄（图源：“前线理论圈”）】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日本政府出台了“不扩大方针”，参谋总长也发电指示关东军“宜遵从阁议决定，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不仅与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背道而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变爆发当日，关东军司令部非法从旅顺迁至奉天，本庄繁司令官随即追认并肯定石原等人之举为“自卫行动”。朝鲜驻屯军无视军令和政令擅自出兵越境增援关东军。日本内阁会议却追认朝鲜驻屯军擅自越界的军费，天皇也跟进下达“越境支援关东军”的命令。
这以后，内阁公然出台表彰关东军的决议，授权关东军“讨伐辽西匪贼”，赞同出兵齐齐哈尔，支持轰炸锦州，阁议批准增兵东北，制造一·二八事变等，直至最后拒绝国联调停，抛出退出国联、死硬到底的“焦土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积极附和关东军及军部侵略扩张行径，恰恰说明关东军侵吞中国东北、并造成既定事实迎合了日本明治以来侵略扩张的既定国策。同时也证实，“满蒙因素决定论”是近代日本国家战略压倒一切的不二抉择。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前线理论圈”，原刊于《前线》杂志2021年第9期，原标题“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