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中华书局推出李零先生《中国方术考》和《中国方术续考》精装“典藏本”。从文字上来看，较之此前中华书局2006年版，并无变化。《中国方术考》初版于1993年（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由东方出版社推出修订本，并同时出版了《中国方术续考》。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新的修订本，只是《中国方术考》改名为《中国方术正考》。2019年的“典藏本”则改回原名《中国方术考》。
李零先生在“新版前言”中提到，自己写过十几本书，这两部书是其代表作，其特点，“不夸张地说，用考古材料填补空白，系统总结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主要是战国秦汉的方术知识，或道教、佛教以前的方术知识），这是第一部。”这部书在中国巫术研究的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巫术研究，始于晚清民国时期，刘师培、王国维、周氏兄弟等开其端，巫术研究在民国时期亦出现一段热潮。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段时期，巫术研究基本被排除在正常的学术研究之外。而在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当时出现的文化热，巫术研究重新兴起，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著述，如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1983）、宋兆麟《巫与巫术》（1989）、张紫晨《中国巫术》（1990）、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高国藩《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1993）和《中国巫术史》（1999）、李泽厚《说巫史传统》（1999）等。李零先生的《中国方术考》（1993）及其后续的研究，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对后来的巫术研究影响深远。
2.《人鬼之间：宋代的巫术审判》
柳立言著，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10月版
就中国巫术的断代研究而言，宋代大概是被研究最多的朝代。本书为宋代巫术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精于法制史研究，以此学术背景来研究宋代有关巫术的法律政策和判例，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宋代是否禁巫？依照作者的考察，关于宋代禁巫的说法，起自日本学者中村治兵卫，其后学界多沿袭了这一判断。但本书作者意在申明，“宋代在立法上不曾禁巫，我们不能把局部看作全部，把政府禁止巫的某些非法行为视为禁巫。”（本书70页）作者主要的论证方法是辨析“巫”的群体构成，按照行使巫术功能的角度来说，巫大致包括僧尼、道士、术士等，而并非只是狭义的巫觋。“宋代所打击的，不是巫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而主要是某些巫师的非法行为，如诳惑、淫祀、异行和妖术等，只能泛称为‘惩巫’（其实是惩罚坏巫）而非‘禁巫’。”以此来看，“禁巫”所禁的乃是某些不当的巫术行为，而非所有的巫，所以“禁巫”之说难以成立。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学界对于宋代巫术的一些认知，至少可以提醒学界关注某些被忽视的角度。但作者的观点或有可值得商榷之处，作者所理解的“禁巫”的“巫”，似仅指狭义的巫觋而言，真实语境中似乎可做广义的理解，将此处的“巫”理解为“巫术”。“禁巫”即是在禁绝一些不当的巫术行为。若照此理解，言宋代“禁巫”与本书的观点并非截然矛盾。
3.《扶箕迷信的研究》
许地山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版
本书初版于1946年，商务印书馆曾多次重印，2020年收入“碎金文丛”再版。许地山先生是民国时期巫术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之一，《扶箕迷信的研究》是其代表作之一。扶乩（箕）是一种占卜的形式，属于预测巫术。扶乩源自古代的紫姑信仰，在明清时期颇为流行，因为要借助文字，文人们尤热衷于此。本书从各种文献中收集有关扶乩的资料132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扶乩的起源、形式、功能和目的等，同时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解释，尤其强调“扶箕并不是什么神灵的降示，只是自己心灵的作怪而已。”算是利用现代理论研究古代巫术文化的开创性著作。
4.《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著，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