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县县志在线阅读,即墨县志免费阅读

首页 > 旅游 > 作者:YD1662023-04-14 01:03:03

清雍正《莒州志》共十五卷,约20万字,由两任莒州知州李方膺、彭甲声主修,莒州名士陈有蓄、战锡侯纂修,记载了莒州近三千年的历史。志书刊行于乾隆七年(1742),因其是在雍正年间莒州知州李方膺主持下修成志稿,故后人仍称其为“雍正《莒州志》”,简称“雍正《志》”,却不称“乾隆《莒州志》”。2004年至2014年,笔者对这部志书进行了整理,2014年12月出版。校注本共68万字,校勘、注释的文字近50万字,校正原书讹误近百处,注释补充了大量资料,被评为2014年度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旧志整理)。

一、整理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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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本清雍正《莒州志》封面

1999年莒县首轮县志出版后,莒县史志工作重点转入到对乡镇志和部门志的业务指导上,这一时期,笔者在做好本职业务工作的闲暇,开始阅读研究旧志,莒县旧志现存有四部,即清代康熙《莒州志》、雍正《莒州志》、嘉庆《莒州志》和民国《重修莒志》,这四部旧志,资料最丰厚的当属民国《重修莒志》,曾多次影印,社会上比较容易看到,但三部清代《莒州志》始终没有整理,一般文史爱好者很难看到,如果要看,只能到莒县史志办公室查阅,一般不对外借阅,加之原本属雕版印刷,大量的繁体字、异体字,以及没有标点等因素,给查阅者带来许多不便,因此,笔者产生了整理出版一个《莒州志》普及本的想法。

为何选择雍正《志》作为整理对象?因为三部《莒州志》中,雍正《志》为最善。清光绪间莒州知州张承燮在没有成书的《光绪莒州图志·序例》中说:“我朝一修于顺治,再修于康熙,合之成化、万历,凡四《志》,均佚不见。所见者,雍正《志》多本刘氏《莒志野述》,尚具体裁,嘉庆《志》则诟病前修,芟汰殊谬,且其时陈氏《莒志拾遗》具在,而篇中鲜所甄取,无怪其裒拾不足观矣。”(民国《重修莒志》卷七十七。)笔者曾与莒县史志界前辈们探讨三部《莒州志》的优劣,均认为雍正《志》为最善,而且雍正《志》的主修李方膺是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名气大,于是决定选取雍正《志》作为整理底本。2004年开始动笔,2006年形成初稿,此后不断修改完善。2013年,史宗义同志调任莒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决定整理旧志,雍正《莒州志》校注本因此得以出版,流传于世。

二、制定方案

2004年动笔整理之前,笔者设计了两个整理方案:一是学习中学课本的古文注释,加标点,注释字词,解决阅读问题;二是学习古代学者,对原文做校勘和注疏,对有些历史典故,或过于简单的文字,再做详细的史料补充。

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比较容易,只需要一部《辞海》或《辞源》基本就可以解决了。可是,笔者阅读雍正《志》时发现,有些历史典故和史实,就算一般史志工作者都不能完全理解,广大读者如果只解决字词句的问题,阅读中还是会有许多困惑,因此,笔者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不是单位安排的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让读者可读、可信、可考才是最终目的。

首先是制定“校注凡例”,凡例中规定:“校勘以尊重原著、保持原貌为原则,以清康熙《莒州志》、嘉庆《莒州志》、民国《重修莒志》为主要参考材料,凡志书中引用经、史、子、集以及古注者,都尽可能选择善本查对核实。”并且,“注释注重补充新资料和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则多说并存,注明出处。”(《校注本清雍正<莒州志>》卷首“校注凡例”,中国古籍文物出版社2014年12月版。)这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三、广搜博览

方案的确定,不仅仅涉及工作量大小的问题,还有搜集资料和资金支出的问题。多年来,笔者自费从新华书店以及孔夫子旧书网购买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凡是与莒县历史相关的书籍,都尽量搜集。有的书籍有多种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就有差异,如果只是参考某一种版本,得出的结论或注释就会有失偏颇,因此,版本多的书籍,就力所能及地多购买几种较权威的版本,如《左传》,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春秋经传集解》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二十四史》有清代武英殿版,现代中华书局版;《水经注》有清代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民国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文心雕龙》有明代王惟俭训诂本,清四库全书本,今人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等,这些版本比较权威,且容易买到。

地方历史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多年来“莒文化”的研究成果,也是校注雍正《志》的必需资料。为了获取这方面的资料,笔者主动与莒县政协文史委、莒县博物馆、莒文化研究院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取得联系,与他们交流工作,交换资料。

周边县市地方志也是校注雍正《志》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莒县现在的地域面积比清代莒州缩小了大约一半,周边区县,如莒南、沂南、沂水、五莲、安丘、诸城等县市,都涉及清代莒州地域,笔者想方设法将莒县周边县市的志书全部搜集到手。

资料搜集虽然花费许多资金,但笔者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版本知识,喜欢上藏书,如1965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的明嘉靖《青州府志》,就是笔者藏书中最为珍爱的善本了。

资料的大量占有,为校注雍正《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精雕细琢

雍正《志》的语言文字,比许多经、史、子、集中的原文记载更为简略,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资料,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节省印刷费,也可能是因为古代文人读的书大都是经、史、子、集,州县署衙内都有乡贤祠、名宦祠,学校有乡土志或风物志,对于地方历史和人文典故大都能知晓,因此点到为止,无需详述。但现代人读书一般是语、数、英,历史、地理虽然也学,多是国家层面的知识,地方历史、地理涉及不多,所以,现代人对于旧志的阅读理解能力不可能像古人那样。为了提高现代读者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的阅读理解能力,校注本对一些历史资料和人文典故尽量做出详细说明,有些史料,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二十四史》中的文字篇幅太长,如果全文引注,则有许多重复,只好采用注明出处的办法,若读者愿意细究,可以以此为线索查阅其他文献。

由于古人在地理测绘方面的落后,或者古今地理地貌的变化,古今文献对于地理的记载有许多差异,这些差异并非讹误,校注本尽量做出分析,让读者读懂。对于一些古地名和古迹遗址的记载,原文较为简约,校注本利用新修县志、地名志和考古资料,作出较为详实的补充注释。

旧志中出现的讹误,除查阅康熙《志》、嘉庆《志》、民国《重修莒志》外,还查阅了明嘉靖《青州府志》《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水经注》等文献出处,同一部书尽量多查阅几个版本,如果是因为版本问题出现的歧义,一般不做改动,必要时做出说明;若确系传抄中出现的讹误,则根据权威版本或通行版本作出校正,并写出校勘记。

旧志中有些讹误是限于古人资料匮乏、不好辨识造成的,如卷五《建置·陵墓》、卷九《人物》对宋代中书侍郎傅尧俞的记载,校注本利用现代考古资料,校正了旧志中关于傅尧俞的错误记载。

校注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形成初稿,开始整理时,笔者还不会使用电脑打字,用稿纸以正楷字体书写,形成初稿后,经历了沉淀、补充、完善,再沉淀、再补充、再完善的过程。由于有些资料是在形成初稿后不断有新发现而更新的,个别页面有时能更换十几次稿纸,这样做既是为了修改资料,也是为了页面整洁,不出现或少出现文字涂改。校注本的资料修改贯穿于整理工作的始终,直至2014年出版之前,仍有修改。至今,校注本虽然已经出版4年了,本人与文友共发现6处讹误,差错率约十万分之一,大大低于《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万分之一的红线。

校注本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近年来,莒县县委、县政府和县有关单位,多次利用这部志书,查阅了解莒县历史,研究莒地文化。许多新闻媒体记者,大学院校的专家教授,莒县籍在外工作人员,也有收藏。有一位莒县老年大学的老同志看到这个校注本后,多次到笔者的办公室,与笔者交流,希望笔者到老年大学授课。有多名文史爱好者向笔者索取这本书,笔者尽量满足他们,也因此得到他们的尊敬。十年辛苦,换来省史志办领导和专家的肯定与嘉奖,还获得许多知音,笔者感到很满足。

本文作者:莒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张同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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