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西门庆这一形象进行剖析之前，有一件有趣而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据2007年5月9日《北京青年报》上评论员张天蔚先生介绍：
据媒体报道称，黄山当地”学者”辛苦研究十年，终于“考证”出《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实为安徽省西溪南镇（村），西门庆原型则为当地大盐商吴天行。
只是由于《金瓶梅》当时名声不佳，恐为“当时当地的舆论所鄙视”，作者才未敢言明。
岂料世事变迁、白云苍狗，当初的“鄙视”，如今却成了仰慕，需要花费“学者”十年工夫，才为家乡争得半个”西门故里”的美誉。
略感遗憾的是，“西门大官人”的后代似乎并不领当地政府和”学者”的情，辛苦考证出的“西门原型”吴天行的第三十几代后人，坚决否认自己的祖先与西门庆和潘金莲有任何瓜葛，并称这样的考证结果“令吴氏宗亲蒙羞”。
看来，在寻常人那里，并未失却寻常的羞耻之心，只是在某些自认对振兴当地经济负有责任的人那里，常识、常理、常态，才让位于某些堂皇却又不计廉耻的突发奇想。
评论还指出，网上可以搜索出的数百条相关报道、评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一大胆而又离奇的“创意”，给予激烈的抨击或尖锐的嘲讽。
宁宗一 著
近来各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戏码奇招迭出，连番不断。
但是几百里外甚至上千里去找西门庆的”原型”，并进行十年考证，真是令人瞠目。
我们必须看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是笑笑生原创性的“熟悉的陌生人”。
笔者曾分析过，西门庆“这一个”人物是笑笑生的重大发现，也是这部特异的小说所取得成就的主要标志。
如果我们确切地把握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所对应的时代大坐标，我们会更敬佩笑笑生的这一重大发现。
西门庆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转折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如磐的夜气中萌发，笑笑生对新思潮有特殊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吸收，他观照当代的意识极强，所以他既把握住了西门庆性格中凝聚着的那个时代统治集团心态中积淀的最要不得的贪欲和权势欲，
同时又在西门庆身上发现了市民阶层的占有欲——占有金钱，占有女人（即“好货好色”，这种对金钱与肉欲的享受与追求毕竟带有中国中世纪市民阶层的特色）。
所以西门庆的性格正是对应着新旧交替时代提出的新命题所建构的思想坐标，此时此地，他应运而生了。
艺术形象总是在比较中，才能显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光彩。
我在一次系列讲座中比较系统地梳理过中国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与西门庆做了一些比较，但是，给我们带来的难题和困惑是，从纵向上考察西门庆性格在形象塑造发展链条上的位置和突破极其困难。
宁宗一 著
因为在西门庆的形象诞生之前，还没有发现西门庆式的人物（这是因为时代使然，同时也与作者的视点不同有关），往前追溯，张文成的《游仙窟》只是自叙奉使河源，在积石山神仙窟中遇十娘、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谑，止宿而去。
小说写的是游仙，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文人狎妓醉酒的风流生活。
蒋防的《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堕落了的士大夫的典型，他对霍小玉实行的是一个嫖客对妓女的不负责任的欺骗，小说点染出了进士阶层玩弄女性的冷酷虚伪的灵魂。
只有传奇小说《任氏传》中郑六的妻弟韦崟是个好色之徒、无耻的恶棍，有一点点西门庆的影子。
至于话本小说《金主亮荒淫》中的完颜亮，如剥掉其华衮，则是一个典型的淫棍，这一点颇类似西门庆。然而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西门庆形象所包蕴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
无论是张文成、李益、韦崟，还是完颜亮，他们的性格内蕴，主要止于展示形成这种性格和行为的外在因素，即小说家观照人物性格及其行为的视角，仅止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视角。
这样的视角当然是重要的，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初步成熟期，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但仅止于此又是不够的。
因为形成人物性格即心理现实的基因，除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内在的文化心理因素。
皋鹤堂本《金瓶梅》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已经表明笑笑生观照人物命运的视角有了新的拓展，不仅注意了对形成其性格的外在基因的开掘，也开始着意于对形成其性格的内在基因的发现。
西门庆性格塑造之高于以上诸作中的好色之徒和流氓恶棍性格塑造，就在于西门庆具有深刻的历史真实。
就其艺术造诣而言，他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真实。更可贵的是，在这种历史真实与个性真实之中，渗溶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人的哲学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应当充分估价西门庆性格的典型意义。
从横向上相比，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明代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吴八公子，同时也可以把《金瓶梅》中的陈经济与西门庆相比。
陈商不过是个登徒子，具有明代商人特有的“好货好色”的情调，而吴八公子则是个具有恶棍作风的纨绔子弟，两个人相加也仅有一点点西门庆的性格。至于陈经济至多是个偷香窃玉的无耻之徒。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西门庆相“媲美”，他们完全缺乏西门庆的“创造精神”，同样，他们都缺乏西门庆的形象所包蕴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的丰富蕴涵，因此，他们都称不上是典型人物。
对西门庆的性格的典型塑造始终是围绕着他的性生活而展开的。这是笑笑生为了揭示西门庆的性格蕴涵最本质的特征而作出的独特的选择。
本来，爱情的最初动力，是男女间的性欲，是繁衍生命的本能，是人的生物本质。
生活在任何社会里的正常的人都回避不了性行为，因此，对在文艺作品中，尤其在小说艺术中出现的性描写，完全不必采取宗教式的诅咒。不是么？
早在一百多年前像奥尔格·维尔特那样耽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的诗人就为恩格斯所首肯。
笑笑生的同时代人冯梦龙所编著的“三言”和稍后一点的凌濛初所编著的“二拍”，就主要表现了两性关系中封建意识的褪色。
“三言”“二拍”里也有性爱描写，对偷情姑娘、外遇妻子大胆行为的肯定。这无疑是封建道德意识剥落的外部标记。
而更为深层的内涵在于，冯梦龙、凌濛初以他们塑造的杜十娘、花魁等一系列文学女性向社会表明：妇女是能够以自己的人格、平等的态度和纯洁的心灵去击败附着在封建婚姻上的地位、金钱和门阀观念，从而获得真正的爱情的。
因此，作为人类生存意识的生命行为的一部分，性应该在艺术殿堂里占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