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献殿望向圣母殿 图源：锦绣太原城
1.2圣母庙与水母庙
圣母殿侧有水母楼，被视为圣母梳妆所在，“建霞楼于难老泉之上，俗名梳洗楼。”梳妆楼是女神庙中很常见的配置，一般位于主殿厢房的位置，以加强主神的轴线序列。但水母楼是晋祠内少数轴线平行于圣母殿的建筑之一，又有公输子祠相隔，位置上很难与圣母庙找到明确关系。这表明，水母楼似乎“不甘心”作圣母殿的配殿。
水母楼与难老泉几乎是“唯一绑定”的关系，这与明中期晋祠村等晋水流域村落掌握晋水实权，分离与重塑自己的晋水神有关。晋水是造纸、灌溉、水磨的生产用水，难老泉是其几乎唯一的泉源，有明确的用水规则，由乡绅负责管理。在神职功能、区域边界、水源认定等方面，晋水流域的晋水神都与主管祈雨的圣母有一定差异。
背靠悬瓮山的水母楼是晋祠内唯一的单体祭祀建筑，没有围墙，没有独属的仪式场地；水母楼与圣母庙在空间上也没有严格的分界，那么，是否神的指向也就漫漶不清了？
▲水母楼
祀水母时，进献在献殿，行进路线从会仙桥到飞梁，演剧在水镜台，不仅整个程序的大部分在圣母的“注视”之下，还要兼祭圣母。因此，虽然水母楼位置上偏离了圣母庙，但仪式进程仍与晋水最重要的山水泉源关联，全程没有“墙”的阻挡。祀水母与祀圣母的场所差别只在最后环节——在水母楼内参拜水母塑像。水母是佑护供生产生活使用的晋水，无需像祀圣母那样需要“天”的介入，可以在室内进行；参与者只是各河渠甲，人数很少，水母楼也足以容纳这些人的祭祀行为——又与祀圣母有明确的区别。
倘以圣母为主，水母楼只是圣母庙的“梳妆楼”，水母并不具备独立的身份。祀圣母时，水母并不出现，即为明证。
倘以水母为主，则水母身份是可以决定圣母身份的。水母楼是民居样式，室内坐瓮的塑像、飞升形象的壁画等，均与民间晋水神柳春英的形象符合。柳春英是晋水神的传说之一，也就成了有关圣母的传说之一。只是流传“柳春英说”的晋水流域，有意识地分离和重塑晋水神，并将其实体化为水母楼，以此影响或者模糊了更多人对圣母身份的认知。
▲水母像
尽管水母与圣母的身份关系暧昧，但水母楼与圣母庙的明确分离，助长了水母逐渐独立于圣母的态势。或许受到“圣母是邑姜”的影响，圣母殿里的圣母逐渐摆脱水神的标签，难老泉旁、水母楼里的水母则开始全面担负水神的职责：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山西巡抚在晋祠祈雨，开始兼祭水母；光绪四年（1878年）水母有了独立的封号“敷化”。清初，阎若璩曾“谋别建（晋水祠）而不果”，该时水母还不具备与圣母抗争的力量；而到了清末，虽然建筑没有什么变化，刘大鹏却认为：“水母楼在晋水源头，即可改名晋源神祠，不必别建也”，水母与圣母的神格已经完全分开了。
至此，孤零零的水母楼已完全具备了代替圣母庙成为晋水神庙的可能性。所以，虽然没有“墙”的“围”，但“水母楼”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水母庙”，只不过水母庙域和圣母庙域部分重叠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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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显：祠庙的因借与体宜
2.1“简陋”的外貌
与圣母庙的恢弘相比，晋祠内苗裔堂、台骀庙、东岳祠、三圣祠、公输子祠等几处祠庙体量小，形制等级较低，位置分散，很难引起注意，现在也是游客稀少的安静院落，显得非常“简陋”。庙域的围合都是采用高差配合低矮花墙的形式，或许早期甚至没有山门，只是在花墙上留出通过的位置作为“门”。除此之外，曾经存在的药王庙、真君庙、三清庙、玉皇庙、关帝庙等也都是以这样的“墙”围合，可以说是晋祠诸祠庙应用时间较早、范围最广的一种。
▲东岳庙
这些祠庙的“围”是实在的，“墙”却时隐时显。因于墙的形式与高差，在外部可以轻易地感知祠庙的独立，在祠庙内则更容易与周边产生身体与视线的联通，便于选择、利用既有的环境。由此，每个祠庙都找到了合适自己“借势”的形胜：公输子祠在圣母庙与水母楼之间的山坡上，有较好的视线；台骀庙、苗裔堂在圣母殿耳房的位置，正大光明地同圣母共享山水佳处；东岳祠在“唐祠右邻，宇不足三楹而观瞻甚壮”，又是晋祠仅3座有享堂的祠庙之一；三圣祠抢占了晋祠内最接近难老泉石塘的位置，也是智伯渠南唯一的祠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