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928年 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然而，《庐山游记》却并不是一本流水账，胡适所记录、评述的，仅是他所游历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重点关注的那一部分，这位声称在北京住了九年未去过长城的宅男书生，对很多事儿浑不在意。因此本游记在某些方面的记述特别简洁。出发的那一段，仅列出同行者姓名，自己带的是长子还是次子都未说明，而且这些人大多未在后面的游记中出现。文中仅提到“吴淞口”三字，告诉了读者他们是从上海出发。没有一路上长江见闻，没有吃、喝、住与花销的记录，在九江下船后上山到宾馆，仅写了250字。之后迅即向读者列出了三日的行程：
八日（上午）御碑亭，仙人洞，大天池。（下午）五老峰，三叠泉，海会寺。
九日由海会寺到白鹿洞，万杉寺，秀峰寺，青玉峡，归宗寺，温泉。
十日由归宗寺到观音桥，金井，玉渊，栖贤寺，含鄱口，黄龙寺。
这是胡适文章的特点，他喜欢直奔主题。
细读游记才会发现，他们由宾馆组队出行，队伍中有外国游客，有轿夫相随。但只有在测量海拔高程等少数作者认为值得记录的见闻时，游记中才会出现同行者的身影。有意思的是，胡适却不吝笔墨记录了轿夫们玩的纸牌，并买了一副，与他家乡（徽州）的纸牌做对比，他认为这些更有历史价值。
商务印书馆1928版 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其次，胡适为此次游历做好了知识储备工作，并注重更新与补充。出发时同伴带了十五卷本清代吴炜所撰《庐山志》（应为《庐山续志》），胡适通读后不甚满意。到庐山后他借来了新版的导游书《庐山指南》，在海会寺他买了全套清代毛德琦编著的《庐山新志》（应为《庐山志》），在归宗寺他又借阅了《归宗寺志》。文中，胡适还引用了明代桑乔编撰的《庐山纪事》。回到上海后，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查阅了一批佛家典籍和史书。《庐山游记》中，凡引用志书之处，皆标注出处（卷号、页码）。游记本是散文，胡适却将它写成了论文。
然而，《庐山游记》并不枯燥，它是一部有温度的游记，胡适写得随性且肆意，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情绪的变化。
三日游的第一天上午在山上，胡适先到了御碑亭。他对御碑上刻写的《周颠仙人传》的评价是：“‘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对仙人洞的评价是“俗气可厌”，在未建成的圆佛殿前，他嘲弄了修建者唐生智（时任湖南省主席），对大天池的评价是“不成个东西”。不知为何，胡适在山上的心情很糟，《庐山游记》通篇，没有出现过欧美别墅，仿佛那几百栋房子不曾存在。这也是笔者阅读本书觉得最奇怪之处，胡适住在牯岭街的西式建筑的宾馆里，这位从美国拿了一堆博士回来的洋派人物，却对洋人开发的牯岭街景、别墅只字不提。
这也体现在对景色的描写上。作者游历山上的大月山、五老峰、三叠泉等处，都是应付差事的记录，抄录几处海拔，引用几句诗文，写得了无情趣。直到下山进入星子地界，作者的心绪才少了些烦闷，文字中透出了一丝清凉的气息。
五老峰下的海会寺，约1920年
一夜松涛大雨，清晨雨歇，次日从海会寺出发的胡适心境大好。这么看来，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前一天雨前的闷热影响了胡适的心情。本日的游记中，出现了难得的景色描写，他还吟了几首不咋地的打油诗。
庐山游历的第二天，胡适造访了白鹿洞，他认为白鹿洞本无洞，两位地方官却开山挖洞又凿个假石鹿放进去，“真是大笨伯！”在白鹿洞，他写出本书最具价值的一段文字（见后文）。之后，他走访了万杉寺、秀峰寺、龙潭和温泉，入住归宗寺。胡适一路坐轿，手不释卷，游记中开始频频引用志书中的文字。此时的胡适，更像个掉书袋的老旧文人。
在归宗寺的那晚，游历、阅读以及思索的积累，化出了本书最奇异的一段，胡适开始了对庐山历史记载与传说的剖析。他尖锐地指出位居庐山“五大丛林”之首的归宗寺的传说极为荒谬，所谓王羲之的洗墨池全然是瞎扯，归宗寺第一任寺主达摩多罗根本就没来过中国，而另一位被认为创建寺庙的名僧佛陀耶舍没到过庐山，归宗寺后金轮峰上的舍利塔的故事是捏造的。
绝大多数景点的传说，稍作辨析就会破绽百出，甚至都不值得考证。胡适却不然，他倔。
如前所述，《庐山游记》是胡适在离浔返沪的船上开始写的。他基于常识的基本的史料，嘲弄了归宗寺传说的的荒谬，但他并未作罢，而是想找到历史的真实，即传说谬误的源头是什么。游记在这里做了个非线性跳转，胡适发挥出执拗考据癖，回到上海后的两天内翻阅了大量书籍，考证出是另一位印度名僧佛驮跋陀罗来过庐山一年，因姓名与佛陀耶舍接近而被搞错。他接着深入挖掘，指出日本的佛教典籍最早出现记错姓名的情况，这一错误在北宋时期定型，流传至今。
胡适为了批驳一座寺庙的传说，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写了四千多字，占《庐山游记》全文的三分之一，这段足可以改成一篇论文。
金轮峰下的归宗寺，1921年
第三日，胡适造访了观音桥、栖贤寺等处，坐轿上山游含鄱口、黄龙寺，观三宝树后回牯岭街入住。本日游记的内容较为平淡，少有情绪表露，或许是因为前一夜在归宗寺做考据累着了。游记最后是他们一行回到宾馆，决计次日下山返程。
待到胡适第二次来庐山，已是九年后。这一次他不是游客，他参加了由国民政府组织“庐山谈话会”（见笔者撰写的《庐山谈话会与《抗日声明》发表始末（上）》等文章）。
本文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这部特别的游记，实是为了阐述笔者对胡适先生《庐山游记》一书思想脉略的理解。作为一个低水平的写手，笔者一直在思索游记写作的意义，也曾分析过游记的范式结构。
笔者过去以为，游记有三种。第一种是流水账型，有的是文字流水账，有的是照片流水账，这类游记事无巨细，从早到晚，吃喝拉撒都记录。第二种是情感抒发型，作者的情绪一定是主观向上的，游记的文字优美抒情，照片美颜高饱和，通篇表现出无尽的欣喜与快乐，凸显旅游带来的正向价值，甚至装裱上崇高、圣洁的光环。第三种是内省型，作者在旅行而非旅游，这类游记的情感是波动的，更强调旅行能给旅者带来什么，是更丰富的知识？是更多彩的阅历？还是更深入的思索？旅游成为对世界探索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提升自我，更强调以外界的刺激触动内心。如某位作家所言，这类游记是成长的记录。
胡适先生的《庐山游记》却告诉我们，还有第四种的写法，即分析、评判型游记，这种形式笔者之前只是略有所悟。
四种写法的差异，根本在于作者与被描述的对象间的关系。
第一种流水账型，作者的心态最低，仿佛是老师教诲下的小学生，端着笔记本，频频点头，认真记录；第二种是仰视，对名山大川、古刹老街欢呼雀跃，其实是作者刻意做出的低姿态，以体现旅行的价值；第三种是敬重，将风雨雷电、市井庙堂看作画卷和书籍，确信自己会开卷有益。
胡适的游记是第四种，采用审视的态度。在《庐山游记》中，他也会表现出自己欣喜或烦闷的情绪，但并不在意很多旅行的细节，所关注的是他认为有意义的事物。作为文化学者，胡适一路上手不释卷，将庐山上下的一个个景点作为研究的对象，对没多大内涵的（如御碑亭），进行简单评述；对历史文化底蕴深的（如白鹿洞），则审慎地总结评价；遇到有疑点的（如归宗寺），就以“大胆假设，细心实证”的科学态度深入剖析。离开庐山后，仍继续研究考证，直到得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
这是《庐山游记》之于笔者最大的启发。
或许有的读者会觉得，胡适这么做累不累？细碎考据一个寺庙传说的意义是什么？换而言之，这种游记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胡适在《庐山游记》的篇末特别给出了答案：
“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