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几个产区

首页 > 美食 > 作者:YD1662024-04-04 01:46:50

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几个产区(1)

《周制与秦制》冯天瑜 著 商务印书馆

制度是人类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自创的相对稳定、用以实行的规则、法令、礼俗和认知结构,通过传统性、强制性(渐趋自觉)势能,规范社会运作与走向,导致“路径依赖”。制度的长短优劣及其改善之道,应当受到历史的、批判性的特别关注。

中国社会制度史历程繁复错综,原始氏族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且不深议,自跨入文明门槛,确立权位世袭的王朝政制以后,三千多年的社会制度,略分周制与秦制两大系统。

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于西周,传世三千年;君主集权制酝酿于春秋战国的列国之间,定格于秦代,行“霸道”,辅以“王道”,传世两千余年。秦汉以降,由皇帝直辖的科层制官僚系统取代分权贵族政治,日趋刚性化的皇权掌控社会,但柔性君权的周制并未消弭,或隐或显地在朝廷乃至社会基层(村社)延绵推衍。两汉以至明清,秦制呈显性,周制呈隐性,而在观念领域则阳儒阴法,周秦二制彼此颉颃又相互为用,综合为一种“霸王道杂之”“儒表法里”的汉制,铸造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是一定生产力制约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综合。社会运动并非仅是政治制度的变迁,而是综合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的演绎。

“社会形态说”引入中国百年,突破王朝史帝王家谱旧套,开辟史学研究新生面,深化了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此说本身并不完善,在中国传播与运用中,曾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偏颇,又往往照搬外来公式,或者简单套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将中国前近代社会一言以蔽之曰“土地国有(王有)的东方专制主义”;或者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西欧历史概括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说”框定中国历史,把制度主流非封建的秦汉以下两千年归入“封建社会”。

引起这类偏失的表浅原因,是“社会形态说”涉及的若干核心概念(如“奴隶制度”—“奴隶社会”,“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没有厘清;深层原因是,未能对中国实际运行的国家制度(如“宗法封建制”“皇权郡县制”)、土地制度作深入辨析,将中国制度史勉强归于西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演进模式。这种做法日益受到质疑。然而质疑之余,又不应回复到王朝递嬗的述史旧套,而当在王朝更迭的表象背后,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加以综合,探究中国实际经历的社会形态变迁,并与异域(如西欧各国及日本,乃至印度、波斯等)相比较,发现前近代中国制度特色及运行轨迹。

中国制度历代发生演化,殷周之变、晋唐之变、宋元之变、明末清初之变皆须关注,而尤当考辨的社会形态的战略性更革有两次:

第一次大更革(周制演为秦制)发生于周秦之际,在生产力进步(牛耕、铁制农具使用)、生产关系演化(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取代土地占有是政治特权的领主经济)推动下,世袭贵族式微,军功新贵、参政士子崛起;“天子与贵族分权”的宗法封建制,演变为“帝王通过朝廷命官统辖庶众”“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权制。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秦制为显、周制为隐;观念文化层面情形似乎相反,“从周”的儒家为显,“从秦”的法家为隐。周秦两制彼此博弈,互动互渗,共构以地主经济、王权政制为内核的中古—近古社会形态。

中国社会形态第二次大更革发生在清民之际。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工业文明降临,西学东渐,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伴随西制的楔入,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渐趋解体,发生社会形态的近代转型,由周秦二制综汇而成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此一转型的基点。

近代制度(无论冠以多少名目)并非单凭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来,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外互动中渐次形成的,是在对周秦二制承继与解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并反思周制、秦制,须置之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今人探讨制度问题不可旁贷的一项“共业”。

(作者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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