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率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就是：人口数量增加或者减少，会加快或者减缓文明社会的发展速度。人口增长发生在生产效率高的行业可以加快文明国度的经济发展速度，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人口增长率指的是一定时间内人口增长数量，通常是一年内，由人口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而引起人口增长的比率。就一国或一地区来看，人口增长率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人口增长只包括人口自然增长。
在前一篇发文，已经论述了，人口增长率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人类文明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就是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活动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整体发展趋势，人类文明社会无法改变。
就某个文明国度来说，受地理环境完整性、衔接性、贫富性这三大属性的影响，其人口数量会有持续暴涨的情况，也会有迅速锐减的情况。纵观人类历史，人口数量持续暴涨，一般发生在各文明国度的建国初期；人口数量迅速锐减，一般发生在国家政权瓦解之后。
地理环境的三大属性，人类文明国度同样无法改变，只能根据地理环境的状况，通过主观能动性获得少许的选择权。因为这少许的选择权，一个文明国度，完全可以通过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率，以及控制人口增长发生在哪个生产领域，发生在哪个地区。避免人口囤积在生产效率低的行业，以及贫困落后的地区。
控制人口增长率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刘邦建立汉朝之时，其政权实际控制的区域只有秦国旧疆，治下只有八十六万余户百姓，人口总数量是二百五十万余。因为战争的创伤，人口结构是男丁人数少，孤儿寡母多。以至于匈奴人入侵之时，刘邦政权无兵可征，只能依靠各诸侯王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为了应对诸侯王的消极应战，刘邦只能亲自充当先锋，致使“白登之围”。
吞下了“白登之围”的苦果后，刘邦夫妇执政期间，通过向成年单身男女征税、减少农业赋税、减轻刑罚、鼓励商贸、削减异姓王等政策，不断增加其政权实际控制的人口数量。历经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执政之时，仅仅七十年时间，西汉王朝就成为了一个半亿帝国。由此，汉武帝才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兵力去征讨四方，不仅驱逐了匈奴，更开拓了西域。
控制人口增长发生在哪个生产领域，发生在哪个地区，著名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掌握在奴隶主军事贵族手里，使用木石工具耕作渭水流域的冲积平原。秦国国人，进行的社会生产除了耕种面积很小的冲积平原之外，还在进行采集渔猎放牧这样的生产活动。
由此导致，相对比东方六国已经开发了不少大河流域冲积平原之外的土地，秦国耕地面积极少。一旦发生较长时间的战争，秦国基本上无粮可征。因为没有进行土地开发，金属冶炼技术也一直发展不起来，军队得不到武装，百姓还在使用木石工具耕作。东方六国，特别是齐国和魏国，铜铁产量很高，不仅军队得到了武装，普通百姓使用的也是铁农具。
商鞅变法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法令，秦国大部分的人口被调动起来，进入了修建水渠，开发耕地的生产当中。由此，秦国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快速提升。在粮食产量提升的同时，又发布法令，解散大家族，构建小家庭，推动新农耕生产领域的人口数量增长。
在需要开发耕地的情况下，秦国的金属冶炼作坊不断增加，铜铁产量也不断增加。随后，又武装秦国的百姓，建立庞大的军队。将一个个百姓变成小地主，吸引或者掠夺东方六国的百姓进入秦国当佃户。在促进秦国人口的自然增长之外，又促进了人口的机械增长。
到了秦始皇执政秦国之时，秦国人口数量超过了六国的人口数量总和。由此，秦始皇才能通过输出人口统一六国，征服百越。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军民南征百越，并长期在百越镇守。因为有这五十万军民，秦朝才能同化百越各族，彻底地将百越之地纳入华夏版图。
近现代也有控制人口增长发生在哪个生产领域，发生在哪个地区的例子。例如，现在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本的殖民列强。这些殖民列强，之所以强大，根本原因，就是当海洋贸易时代到来，工业城市成为了国家力量来源的时候。地理环境的贫富性促使这些国家的大量人口涌入工业生产领域，从而推动国家的崛起。
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处于高纬度的寒温带，或是地形上无法抵御北冰洋的寒流。这就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发生工业生产领域，农业生产领域无法囤积大量的人口。一来，寒温带的农作物种植一年只有一季，农民工作生产时间少，收入就少，只能涌入工业生产领域求存。二来，普通民众由于气候原因，需要足够的生活物资来抵御寒冷，不可能抗一抗就能挺过去的。
即便有着这样的地理环境优势，在国家竞争的情况下，英国是通过古老的圈地运动将大量的农民送入工厂，德国是容克地主把手里的农奴直接送进工厂，前苏联是通过余粮收集制迫使农民进入工厂。
通过政策，使得工业生产领域的人口机械增长率上升。英国由此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德国有了单挑几个世界大国的实力，前苏联则成为了超级大国。虽然这些国度，最后都因为其他原因衰弱了，但是直到现在，依然是发达国家，或者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
有地理环境的优势，自然是最好。如果没有，通过政策抵御地理环境带来的劣势就非常有必要了。例如，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处于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地区。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发生在农业生产领域，拥有数量庞大的农民阶层。一来，农作物种植一年可以有二季、甚至三季，农民工作生产时间长，收入不会太少。二来，普通民众，少吃一口，少穿一件，不会挺不过去，通过简衣缩食起码可以活下来。
这些国家，要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要使得国家快速崛起，就必须通过政策，抵御地理环境的影响。只要政策到位，资本劣势就能变成资源优势。通过税收等方面的政策，限制落后地区以及农业生产领域的人口增长，迫使其大部分人口向发达地区以及工业生产领域流动。
一些工业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在交通便利的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用来囤积大量的人口。或许，这样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一开始还不如发展农业出口。然而，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崛起，要发展，就必须将人口囤积在工业生产领域。
即便是国家已经发展起来，如一些石油富国，也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工业，必须将其分散转移至各个地方，用来囤积人口。在海洋贸易时代，在工业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只有在工业领域囤积大量的人口，才能使得国家稳定而快速地发展。
即便人口增长没有发生在生产效率高的行业，无法快速推进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只要人口增长率在上升，就能够加快文明社会的发展速度。相应地，只要人口增长率下降，就会减缓文明社会的发展速度。
人口增长率上升，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通过增加人口，增加社会劳动力，从而减少生产成本，增加生产总量。人口增长率下降，所带来的的危害，也不仅仅是导致劳动力缺乏，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生产总量下降。
人口增长率对文明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只有经济生产这一个方面而已，还包括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疆域等。人口增长率对文明社会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或是全方面地提升，或是全方面衰败。
其一：人口增长率上升，能增加社会经济组织数量，推动社会分工，加快社会发展速度；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减少社会经济组织数量，导致生产垄断，减缓社会发展速度。
这个论断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组织学的相关专业知识，综合论述起来，很麻烦。就用现实生活和历史现象来进行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出生后，就要消耗各种生活物资。婴幼儿阶段，消耗的是尿布、奶粉等。儿童、青少年阶段，除了生活物品的消耗，还有学习用品的消耗。成年人后，要结婚，消耗的物品就更多，除了要找另一半，还得找工作岗位。等到老了，主要就是药品方面的消耗。
所有这些物品的消耗，都是要通过购买得到的。当大量人口出生，就意味着母婴店会越开越多。青少年儿童很多，就意味着各种学习用品店、补习班、学校等增多。结婚，就意味着婚介所、恋爱网站之类的会增加。找工作，就得提供平台，田地、公司、企业等也必然会增多。老人社会的到来，就意味着药店、养老院的增加。
所有这些，就是人口增长或者减少，带来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增长或者减少。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找工作，一般都是进入公司企业。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找工作，一般就是通过成家，进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产。
家庭这个最小社会经济组织，最能体现人口增长率的状况。如果家庭数量不断增长，就意味着社会各种物资的生产在快速发展。如果家庭数量不断下降，则意味着社会陷入停滞和衰退。家庭数量的增加，在古代意味着可以开垦更多的耕地，有更多的纺织品。家庭数量的减少，意味没人开荒种地，纺织品产量会下降。
现代工业社会，家庭的社会功能就是自然生产，也就是生孩子以及照顾孩子。家庭所担负的各种社会生产，被大型机械工厂所取代，家庭数量的增减对社会生产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对社会生产最有影响的是各种工厂数量的增减。
在人口增长率上升的情况下，除了劳动力充足之外，持续增长的人口就意味着持续增长的物质资料需求。未来的需求，强劲的需求，都需要扩大生产，开动马力进行生产。这带来了竞争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你不扩大生产，不加快生产效率，别人就有可能加快，钱就会被别人赚走。
这样一来，为了追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就会发生社会分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越是专业的企业或个人，其时间成本就越高。要追求效率，就得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专业的工作上来，赚更多钱。如果是被其他不专业的事情浪费了时间，就意味着收入的下降。
由此，企业只能把自己不专业的项目承包给其他企业，个人只能雇佣更多的人去完成自己不专业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让自身的时间变得更值钱。时间成本就意味着层层分工，任何一件事物的处理都会被细化、被专业化，以便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同时，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决定着一件物品的价格波动。未来的需求使得一件物品的价格，总是超过其市场环境下的价格波动。这就意味着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能够赚到钱。分工与效率，就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
相应地，人口增长率下降，则意味着原来的社会生产出现过剩。大量被生产出来的物资不被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许多的生产组织就会瓦解。人口减少的同时，进入各个社会经济组织找工作的人也就少了，缺乏劳动力使得生产组织无法完成某一项行业的生产，这也会导致许多生产组织瓦解。
物资不被需要，会导致价格下降。社会经济组织大量瓦解、减少，对其他相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来说，别人的*就意味着自身失去了一个竞争者。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只有一些有实力的社会经济组织能够生存下来。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就会引发兼并和垄断。通过兼并与垄断，去维持商品的价格，甚至是抬高商品等物质资料的价格。兼并与垄断的出现，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的降低，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停滞不前。
其二：人口增长率上升，能强化国家力量，繁荣思想文化；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削弱国家力量，增加社会犯罪。
人口增长率上升，不断增加的社会经济组织，需要国家政权去安排各个生产组织之间，各个生产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需要国家去维持社会生产秩序。各个经济组织要发展社会生产，需要国家政权去征召大量的人口进行各种经济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维护。
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只有国家调动数量庞大的人口，并将其组织起来，进行有序的安排才能够进行。比如说修建大型水利设施或者道路。不断增加的人口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得进入各个社会经济组织中进行社会生产；各个经济组织要进行社会生产，就得依赖于国家政权调整生产关系，维护生产秩序。
无论是个人，还是经济组织，都需要国家征调大量的人口，修建并维护经济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是进行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人类文明越是先进发达，其生存与发展对经济基础设施的依赖就越高。
任何个人的生产生活，任何组织的运营生产，都必须依赖于国家之时，国家政权的力量就会被强化。任何企图进行破坏的个人或者势力，都会面临打击。如果这个时候，有敌对国家入侵。那么，这个敌对国家就会知道什么是汪洋大海，什么是人命堆出来的胜利。当然，如果人口增长发生在生产效率低的生产领域，人命是不够填的。
古代农业社会，强化国家力量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耕地得到开发。不断增长的人口，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安家落户，组建家庭，男耕女织。现代工业社会，强化国家力量的结果，就是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用来修建厂房等设施。不断增长的人口，进入工厂进行工业生产。
相应地，人口增长率下降，就意味着不需要扩大生产，不需要国家征调大量的人口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国家不被生产所需要，也会像其他的社会经济组织一般陷入瓦解，在国家政权服务的个人会腐化堕落，国家政权的地方机构会各自为政，不听号令。普通民众面对国家现状，虽然很无奈，但是无关自身的生计，也只能是叹息而已，不会有什么行动。
在古代农耕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导致土地兼并。失去了国家的整体调配后，大部分地主，要将手中的资本投入到土地开发中，基本上不可能。为了增加资本的安全，就会将资本投入到营建关系，给有权势的人物各种送礼，然后再进行买卖土地，恶意兼并。
在现代工业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导致金融兼并。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后，许多生产企业在获得一定的资金储备后，要继续扩大生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能以货币为后盾，在金融领域兴风作浪，恶意做空某一个企业等等，从而形成产业兼并和垄断。
在人口增长率上升的情况下，生产需要会强化国家力量。在国家力量得到强化的情况下，如何为更多的国民安排生计，如何组织人口，如何维护秩序，如何改善生产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会促使人们进行思考，并引发百家争鸣。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各个阶层会提出哲学理论，思想观念，进而促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为国家走向强大提供理论指导，提供社会共识。由此，会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地稳定地发展。
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国家不被社会生产所需要，陷入腐化瓦解的状态。这个情况下，失去了国家的依靠后，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各种经济组织，为了在恶意兼并的社会现实下求得生存，就会信奉丛林法则。
一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要警惕人性的恶”“只管生前享受，哪管身后洪水滔天”“认钱不认人”等思想观念就会被人们普遍接受。骗术、诈术、权术等所谓“做人的学问”就会成为普通民众学习的对象。
忠诚、正直、勇敢、善良等就会成为笑话，成为所谓老实没本事的代名词。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犯罪率上升，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相互算计、相互攻击，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工，相互协作，是没有办法进行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
其三：人口增长率上升，能促进人口集中和扩散，从而壮大经济体；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减缓人口集中和扩散，导致经济体萎缩。
人口增长率上升，社会经济组织数量增加，社会大分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家力量强化，思想文化繁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个国家的国民，其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生产技能、财富积蓄都会得到整体性地提升，从而涌现出大量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作家、企业家、教育家等等社会精英人士。
这些社会精英人士就会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镇国神器，成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在国家面临自然灾害、金融灾害、外敌入侵等等危机之时，有镇国神器级别的人物存在，就会制定最合理的应对策略，就会做出最前瞻性预测，就会形成最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从而万众一心，化解所有的危机。
即便是出现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出现各种社会危机。只要有镇国神器级别的人物存在，这些危机就不敢轻易显化，这就给了国家政权处理各种危机的缓冲时间。即便是国家陷入衰退，只要镇国神器级别的人物存在，敌对国家就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给了国家政权实现逆转的时间和机会。
任何一个地区，只要其人口增长率上升，这个地区的人口就非常好调动。因为，人口增长率上升，就有了物质资料的需求。有了需求，就容易调动起来。当一个国家，整体的人口增长率在下降，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之时，对人口增长率上升的地区进行人口调动就非常有必要了。
将人口调动起来，调动到其他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地区，迫使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地区因为人口的机械增长而回升。当原本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地区，在外来输血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快速攀升之时，这个时候再对其进行人口调动所耗费的行政成本就非常低。
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就得对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进行监管。人口数量非常集中，人口增长率却下降的地区，就得调动起人口，将大多数人口扩散出去，以便这个地区的人口有自然增长的空间。
频繁地调动各个地区人口，并将人口集中于某一生产领域，某一地区。那么，就能充分享有人口增长率上升所带来的好处，推动文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能够避免人口增长率下降所带来的危害，避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变得不可处理。
在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之时，通过调动人口，促进人口的集中和扩散，就能壮大社会经济体，避免经济体萎缩。
对于个人来说，货币增长是进步的唯一动力。当个体的货币积蓄无法增长，就会丧失进步的动力。
个人的成长和进步，首先是确定自身的社会位置并在这个基础上积蓄货币物资，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活；其次是主业与副业分开，主业维持生存，副业促进货币增长；最后是通过调动手中的货币，使得自身主业能够稳定，使得自身的副业有巨大上升空间。
通过调动货币，去平衡自身的存在状态，让自身不断进步。无所事事的人是无法平静的，只有通过货币切换，调动自身的能力，让自己有事情做，有进步的空间，才能避免生活中的各种灾害和悲剧。
个人本身作为社会的财富，也有追逐财富的本能，当切换完成了，个体有更多的事情做了，努力工作是会上瘾的。所以，越是有钱人，其自身能力越是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工作越是非常努力；越是穷人，或者是负债的人，其无法通过货币切换自身的状态，无法使自身的能力得到发挥，从而对自己非常失望，被动地工作，毫无热情，非常懒散。
一个人积蓄了货币物资，就好比一个国家有了镇国神器，无论面对什么，都会非常从容而镇定。
个人的发展进步与国家的发展进步，往往是同步的。通过了解国家的发展状态，也就能明白自身的发展状态。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结合，才能取得想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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