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知道河边的草丛里可能有水蛇，我就很少再去那里，沿河堤和人行道闲逛成了我的新爱好。
那天我照例从堤面上经过，看到两个大人在追打阿磊，阿蒙和罗兴，叫喊着问他们是哪个年纪，哪个班的，要去报告学校，让警察去抓他们。我很好奇发生了什么事，就跟在他们后面也跑了起来，直到跑进生猪屠宰场前的空地，确定看不见追来的人时，我才注意到他们几个背着的是书包，不是平时装玩具的布包。
阿磊率先抱怨，“那些人癫的，在河边烧几根草有什么大不了的，到处都是水，还能发生火灾吗？”另两人附和。我问他们干嘛要烧草。阿蒙说是阿磊想烧了他的作业本。因为他没有写完作业怕被老师骂，就说作业本丢了，结果老师不信，让他叫家长。他们几个就想到把作业本烧坏，然后假装是不小心掉柴堆里给烧了。
还没上学的我不知道作业是什么，那三个人就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作业是最讨厌的东西，每天都害他们不能玩，睡不够，还说上学是最没用的事情。尤其罗兴，他说他哥哥就没读书，去年跟着叔公去河对岸学*牛，现在大家想买新鲜的牛肉和牛下水都求着他们家，可风光了。然后他指了指屠宰场接着说，凤珍阿姨是里面的管事，小人书都不会看，每天只上半天班，家里还天天有肉吃。所以，他们三个都不明白，读书不仅辛苦，不挣钱，还要给学校交钱，干嘛非去不可。
我想起爸妈在离开前也说过我马上要上学前班了，如今听了他们的话，我也开始迷茫。但随着一阵风把屠宰场浓重的异味送进鼻腔，我又想，是不是上学了就可以不必在这么臭的地方工作？
我问阿蒙学前班是不是也要写作业。当他们知道我也要上学时，都不约而同发出同情的哀号。紧接着他们开始控诉上学的种种不好，必须坐得挺直，不能乱动、说话、穿拖鞋，早上不能睡懒觉，作业永远写不完，老师不喜欢穷孩子，他们还会被高年级的打等等。
突然阿蒙很认真地对我说，“阿青，你那么小个，去了学校肯定会被打。到时候你记得打回去，打不过就找我和阿磊，我们帮你打。”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打我，他们就说学校里有几个高年级学生专门欺负像他们这种没父母管的孩子。如果打不过就会被他们逼去当小弟，帮他们做坏事。
“我们不想跟他们去做坏事，他们要我们偷家里的钱，还去外面偷东西。有人说他们在社会上有更厉害的大佬，会做很多坏事。”说到这，阿蒙突然放低声音，“我爷爷说他们早晚会进班房，所以阿青你千万不要跟他们。”
我乖巧应声，却也更加不明白，大人为什么都要把我们送去那种地方。
晚饭时我小心翼翼地把疑问说出口，没想到平时总是蔫蔫的阿婆突然像被点着的炮仗，直接拍了桌子说，“你不读书以后做垃圾婆啊？还是想挨人骗？”我吓得差点把筷子扔了。
小舅父紧接着也情绪低落地说，“读书才能有工作，你大舅父就是读过中专才能去好单位，住好房子。不像我只读了小学，每天起早贪黑也找不到几个钱。”
我不敢再问，可还是不明白。那么多人没读书都有工作，为什么小舅父就不能？
至于大舅父，我只见过一次。小舅父实际排行第八，我阿婆也应该称十五婆才对。而大舅父是真正的排行第一，是四阿婆家的。他们很久以前就搬到河上游的工厂区了，但每年过年都会回来给这里的老一辈送东西，非常受欢迎。
说起来，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基本上都有点亲戚关系。只是有些关系太远，又没有族谱，除了几个老人之外已经没人能记清谁该称呼谁什么了。于是大家就干脆估计着年龄，胡乱叫了。到了我这一辈，更是干脆直呼姓名。要是严格算起来，我和阿磊，阿蒙、罗兴之间说不定也能称个表哥、表妹什么的。
只是没人想去探究。
有天中午我看着白花花的面条实在想吃菜了，就问阿婆为什么面里没有青龙。阿婆没有看我，只语气平静地说，“不爱吃就别吃。”我问有其他吃的吗？她说，没有。我有点生气，她就说起自己当年没饭吃的日子，然后既不生气也不算温和地总结，有得吃就不错了，话多也没用。
关于那些艰难的岁月，我常听老一辈提起，听得多了哪怕再听只言片语也觉得烦，因为无法感同身受。我只知道，别的小孩都有的，我没有。
那是记忆中唯一一次和阿婆探讨面条的问题，之后我就闭嘴了，面条也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变成了单纯的盐水煮面，花生油和酱油也不能让它好吃分毫，甚至都不如白粥配酸梅或萝卜干有吸引力。若硬要说出个优势的话，大概就是咸面条更耐饿吧。
可惜，对那点优势的领悟并不能让我更喜欢吃面条。
慢慢地，阿婆发现她煮的面条剩得越来越多，自觉食量没有减少，她自然就找到了我头上。我很诚恳地回答吃饱了，可她不信，毕竟之前能吃一大碗，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越吃越少？她担心我在外面偷东西吃，或者有陌生人给我东西吃把我带坏了，打了我好几次。可我没有偷吃就是没有，打来打去阿婆也找不到证据，我的吃面条的量也没有恢复。
小舅父知道这件事后建议阿婆带我去看医生，因为前不久有船家的孩子突然吃不下饭，医生在他的身体里发现了很多小虫，现在人还在医院里住着。
阿婆听了觉得可怕，就用她平时给人跑腿拉货的三轮车带我到城市的另一头找老中医。说是“老”中医，我却感觉他还没有阿婆年龄大。那中医给我把了一会儿脉就很肯定我肚子里没有虫，“细女仔就是脾胃虚弱，食点温补的嘢就得了，平时可以煮点清补凉，少吃绿豆沙和螺啊蟹啊，那些都是凉的，又不得吃太补，煲汤用党参、玉竹就得，太多了会上火。”
我没说话，阿婆也没有。无论医生让我多吃还是少吃的，我都几乎没吃过。家里的汤不是只放葱姜蒜的鱼汤就是加了青菜的下水汤。屋顶上虽然养有几只鸡，但那是阿婆的宝贝，只有过大节的时候才能吃。
医生开的药阿婆没去抓，我也乐得不用喝苦药。
不过由于我吃米饭配菜的量还是和原来一样，我就想医生的诊断很可能出错了。尤其在我想到一个词——“物极必反”之后，更加确定我不过是吃面条吃到极限，身体“反”了而已。
有段时间我想了一个提升食量的方法——在面条里加泡椒，辣得眼泪直冒，面条就能快速呼噜进肚子里。可惜这办法没用几次，我就因为喉咙发炎不得不放弃了。阿婆知道后松了口气，因为泡椒是拿她在屋顶种的辣椒自制的，可以拿出去卖钱。
之后阿婆每天煮的面条变少了，我以为事情会这样过去。没想到一天下午我独自在马路边游荡时，十七婶婆突然拎着一袋面条叫住我，问我最近是不是回爸妈家住了，他们在外面工作怎么样。我被问得一脸懵，十七婶婆又问，“你最近不是返你爸妈屋住了？他们没给你阿婆带点好嘢？”我还是满脸茫然，“我一直都在这里啊，爸爸妈妈都没见过。”这回轮到十七婶婆不懂了，“你一直住这那你吃什么？你阿婆最近都没跟我换面条，你有得吃？是不是你舅父发财了？”
我很不喜欢十七婶婆提起我家里人时的眼神，感觉说错话就会被咬上一口，于是大喊着不知道，跑开了。
十七婶婆应该叫婶太婆，她是我阿婆的十七婶，辈分高，但年龄差不多。两家子女的年龄也相近，只是她的四个孩子早早去了外地发展，据说都发展得不错，却没人愿意把老母亲接过去照顾。于是她开始变得古里古怪，只有少数人愿意和她来往了。
晚上回家吃饭时我看到米缸的盖子上放着十七婶婆先前拿的那袋面条，立刻暗道不好。果然，阿婆说起了下午的事。她埋怨我不懂礼貌，“以后十七婶婆问什么你就通通说不知道，问多几次她就不问了，跑什么。”
我没有辩解，而是问起为什么婶婆会说我没得吃？阿婆这才告诉我，她经常拿家里分到的面粉票去和十七婶婆换面条票，今天是碰巧她提前去兑米面，就让她帮忙拿过来了。“我没有精力做馒头包子，你十七婶婆喜欢做，干脆就换过来。”难怪我们家总有那么多面条可吃，可是我真的吃腻了。
“阿婆，你教我搓面粉吧，我会做花卷，我帮妈妈做过。”为了能有点不同的饭吃，我努力学习搓面团，可惜力气不够又没有把握好发面的时间，只做了一次，阿婆和小舅父就都不愿让我再做了。好在花卷里夹的十三香和萝卜干味道很好，让我短暂忘记了面条的寡淡。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学会了一门手艺。虽然功夫不到家，但以后力气大了，再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街头卖生榨米粉的农叔经常说自己幸亏有做米粉的手艺才没被饿死，我就想，自己这下就算不读书也肯定不会被饿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