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毛糯和老牛毛糯则是适宜于在低海拔稻田种植的品种，所种田块的海拔位置不能超过550m，否则产量会明显下降，这样的品种收割期晚，种植这样的品种有利于调整劳动力。万年糯是当地种植历史最悠久的糯稻品种，在黄岗千姿百态的生存环境中具有较强的普适能力，不管种在哪种稻田中产量都可以相对稳定，但相比之下产量较低。至于高径朝糯和矮径朝糯则是从汉族地区引进的变种，引进的目的是便于配合其他，糯稻的种植，此外，杉树皮糯，黄芒糯与得五糯经常混合种植，是为了提高抗病能力和抗灾能力而特意选育的匹配品种。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地还有一种称为鹅血红的糯稻品种，得名的原因是它的谷壳呈血红色，其特异性在于即使糯谷收割后长在地中的稻苗也不会枯黄，可以在两个月内一直保持青绿，能为牲畜越冬提供难得的新鲜饲料，是极为珍贵的农牧兼容品种。
上述琳琅满目的糯稻品种并行传承，才使得当地侗族乡民能够高效地利用各种不同的稻田，从而提高了稻鱼鸭和谐生计对所处生态环境的总体适应水平。它们中的每一个品种在当地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每一个品种的失传都会带来难以补救的损失。因而，稳定的传承这些珍稀糯稻品种是当地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鸭的品种培育及选择野鸭本来就是黔东南侗族地区习见的生物物种，这里的侗族乡民在早年长期靠猎获野鸭为食，并用鸭绒制作衣被，但要把鸭纳入稻田生产系统，却必须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劳动，首先得将鸭选育成个体小，育成快，产卵期长，食性杂的特化鸭种。个体小才能顺利穿行于高秆糯稻夹缝之间，觅食各种动植物饵料，又不至于伤及水稻的植株和根系，反而能为水稻猎虫除草。育成快也是必备的特性，这是因为水稻有自己的生长期，连片种植后，肯定会在某些时段，比如在育秧和刚插秧的时期，容易遭到成年鸭的伤害。育成快才能确保在水稻定根后，连续放养2～3批雏鸭，而在育秧和插秧时段，则靠人为压缩鸭群规模，或者实施舍食，或者转移到鱼塘放养，以免鸭克稻。
野生状况的鸭，产卵期极短极稳定，仅是在春夏之交产卵，一年只产卵一次，这就会使得在水稻生长期，多批次放养受到障碍。为此，当地的侗族乡民一方面得选育出产卵期长的鸭种，另一方面还得对鸭蛋实行人工孵化，早年时靠母鸡代孵或谷糠加热代孵，而今开始使用电力的孵化箱，其目的都在于确保鸭群放养可以多批次实施，确保在水稻的整个生长期都可以有鸭群放养，这样一来，既可以提高鸭肉、鸭蛋的产出水平，又能替稻田增肥，除虫除草，代替人类对稻田实施中耕。鸭群的存在还对田中的鱼起到了有益刺激作用，驱动鱼的游动和增肥，并替鱼类清除水蜈蚣一类的有害生物，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田鱼的高产。当然，为了避免鸭克鱼，鱼苗的放养季节必须提早到插秧前，以便在水稻封闭前，鱼苗已经长到了2寸长，以至于放养雏鸭对鱼苗无碍，然后鱼鸭齐头成长，鱼苗始终大于鸭子捕食范围之外，鱼鸭才能在稻田中和谐兼容。
稻田中放养的鱼是专门驯化的鲤鱼，鲤鱼是以浮游动植物为食，不会攻击稻根和稻秧，也不会攻击对人类有经济价值的其他野生动植物，因而不会影响稻田的整体产出水平，只会自身形成产出能力。上文已经提到，稻田建构中有鱼汪、汪道和鱼棚的设置，这就使得不同生长期的鲤鱼，都可以在田中找到理想的栖生地，同时又可以穿行于稻田各处，捕食浮游生物，为稻田增肥，降低稻田虫害，和鸭子一道代替人类完成中耕作业。这就使得鱼本身不仅可以直接形成产品，还能支持水稻提高产量。加之鱼的生长期长过水稻，甚至可以跨年放养，这就是乡民所称的“放老口”，能放养一二斤重的大鲤鱼，专门供作腌鱼的原料。而鱼窝的设置，正是为了确保鱼类在越冬季节也能生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黔东南侗族社区的“稻—鱼—鸭”共生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是需要把本来具有相克禀赋的稻鸭鱼三个主要生物物种编织进同一个人为泽生生态系统之中，却要求它们主要体现为相生而尽力避免其相克。聪明的黔东南侗族乡民在这个难题面前，巧妙的利用了不同生物物种生长季的时间差，在人为的调控下能动的支配稻鸭鱼这三个主要生物物种的进入时间，从而实现以相生抑制相克的经营目标。而要做到这一步，挑战的不是来自于生物物种本身，而是来自于不同家户个人的生计劳作如何协调一致。
如当年的鱼花（刚刚孵化的鱼苗）由于个体很小，不具备扰动稻秧的体力，因而不管是撒秧还是整地完成后就可以放养鱼花了。此后的田间操作既不会影响鱼苗的生长，鱼苗又不会扰动稻秧的定根。而鸭的放养则不同，即使是雏鸭，由于体能较大，能扰动稻秧的定根，因而雏鸭的放养要分段进行。备耕前，所有的田块都可以自由放养，而秧田撒秧后必须禁止鸭的放养。稻秧插秧返青后，田中放养的鱼花已经度过了一个多月且体长超过了一寸半，已经具备逃避雏鸭的能力，因而才开禁允许放养雏鸭。此后，雏鸭与稻鱼齐头长大，就可以三者之间相生而不相克了。稻秧郁蔽后，鱼苗已经超过了两寸半，即便是成鸭也没有能力主动攻击田鱼了，而这时候稻秧也需要中耕了，相应的款规则宣布对成鸭开禁。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稻、鱼、鸭的共生完全处于开放状态，充分发挥了三者之间的相生相护功能。直到收获前夕，出于防范鸭群干扰收割的考虑，再次禁止成年鸭群的放养，但这是针对收割中的田块而言，等到收割完毕，长成的田鱼已经捕捞，未成年的田鱼已经转移入鱼塘，除了鱼塘和有鱼棚的越冬田，所有田块都对各种畜群开放。
三、稻鱼鸭共生的生态经济效益事实上，在黔东南山区侗乡的塘、田人为水域系统中，稻、鱼、鸭仅是主导产品而不是仅有的产品，其他的野生动植物也是当地侗族乡民的收获对象。在稻田中，他们不仅要种水稻，当然主要是种高秆糯稻，但稻田中同时还要放养鱼，还要放养鸭子。除此之外，稻田中，还生息着不胜枚举的野生动植物，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还有螺、蚌、泥鳅、黄蟮等等动物。根据我们近年的调查，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数十种。值得一提的是，稻田中，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寨中的所有侗族乡民都有权获取和分享。由于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作食物，另一半可以用着饲料。因而这些生物，不会像在汉族的稻田中那样，作为杂草除去，或是作为害虫清除，而是精心地维护下来，并加以利用。因而，每一块侗族稻田都是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园。人在其间的角色，仅止于均衡地获取，适度的利用，以便确保这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并长期延续，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的长期利用。
举例说，水稻很容易染上钻心虫、螟虫、卷叶虫等虫害，侗族乡民从来不乱施农药将害虫*死，而是将这些害虫捕捉起来作为美味菜肴加以享用。特别是青年男女行歌坐月时，作为游戏性的夜宵去加以分享。既控制了害虫，但却不让害虫绝种，因为来年还可以吃上它。他们的这一利用方式，客观上起到了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实效。当然，那些人不能吃的，或者不好吃的害虫，则留给鸭子或田鱼作为饵料。尽管在这一区域的稻田中也会有害虫，但从来不至于成灾。因为除了人的控制外，天敌也在发挥着控制的效益。这样一来，不仅人工能够使用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得以维持，连人不加使用的害虫天敌，不管是鸟是兽，还是虫也可以得到物种的多样化的并行延续。
在“稻—鱼—鸭”的共生系统中，当地侗族乡民认为这些对人十分有用的生物是自然长出的，人只是进行管护而已。管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除了管护之外无需特殊照顾，它们也活得很好。对水生动物物种也是如此，除了鲤鱼和草鱼因为用量较大，需要人工辅助繁殖外，其它水生的软体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都是实行半驯化放养。田里的黄鳝多了，就加强捕捉，少了，则将其它稻田中的黄鳝转放到稀缺的田块中。水蜈蚣对幼年期的鲤鱼有害，他们在放养鱼苗时，发现水蜈蚣太多，就捞捕水蜈蚣食用。但田里没有水蜈蚣时，又得人工放养。也就是说，除了鲤鱼和草鱼外，其它水生动物，既可以理解为野生的，也可以理解为人工放养的，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管护的含义。
就其实质而言，在“稻—鱼—鸭”的共生系统中，他们是把人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终极调节和制约力，只是控制其数量，并不会打乱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破坏它的生存空间。这种以管护代替放牧和种植的文化适应手段，就实质而言，全部属于半驯化耕牧。人的存在可以确保已有各种生物的物种延续，长期执行这样的生计方式也不会危及任何一种生物物种在黔东南侗族社区的正常生息繁衍。而且野生与人管护的物种并存，可以使多元并存的生物物种基因复壮，人的利用并不会导致这些物种独立生存能力的下降。
在“稻—鱼—鸭”的共生系统中，乡民所种养的生物物种，无一不具有可贵的兼容性，这是黔东南侗族乡民长期选育取得的成果。他们选育的糯稻品种，与习见的糯稻品种迥别。这里的各种糯稻品种，不仅可以在高温高湿和强日照的空阔平原生长，还有能够在丛林中正常生长，具备耐阴、耐低温的特殊生物秉性，致使稻田能够与茂密的森林完全兼容。他们还拥有在水温低于23℃的稻田中可以正常结实的耐低温糯稻品种，还有结实后，水稻秸秆和稻叶不会枯萎的糯稻品种。这是国内罕见的农牧兼容稻种，能够在冬季草枯时，还能为牲畜提供青绿饲料。他们驯养的本地鸭，个体小、出肉率和产蛋率都很高。这种鸭出壳时，刚刚是鲤鱼的放养季节。鱼和鸭放养可以同时进行的，鸭也不会伤害鲤鱼和草鱼。鸭和鱼同步长大，由于鸭的个体较小，可以穿行在整个稻田中，无遮无碍，又不会伤害稻秧，仅是以浮游生物和昆虫、虾类为食。致使稻田中的三种优势生物，稻、鱼、鸭都能相安无事，而且围绕稻、鱼、鸭，各自形成了一个食物链网络，维系着更多的生物物种和谐并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黔东南侗族地区的传统稻田，事实上是一个天然泽生生态系统的缩版。
可见，黔东南山区侗族的田、塘、水域虽属人工建构，但其间生物物种多样性却因为建构得贴近自然，而得以稳定延续，并纳入了当地侗族乡民的利用对象之中。生物多样性水平的偏离程度小，乃是他们的稻、鱼、鸭三项主导产品很少遭受生物性灾害的根本原因，也是和谐生计总体特征的一个侧面，更是他们巧用自然力的生存艺术。因而，在黔东南侗族社区，即使是一块稻田，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土。准确地说，稻鱼鸭在稻田中共生，不仅是消化自然的结晶，更是人类宏观调控的生存谋略。单种水稻产量并不理想，但是稻谷与鱼鸭的年均产出总和却远远高出平原坝区的单纯水稻种植水平，这种在不利环境下获得的高产、稳产正好是和谐生计的高额报偿。
这种隐藏在大山中的农业遗产——“稻—鱼—鸭”的共生系统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多重功效。其一是对已有的动植物物种，尽可能确保其生存条件的稳定。其二是对人类可以利用的生物物种，仅适度放大其生存规模，并确保其规模放大不干扰其它生物物种的存在。其三是人工的适度环境控制，仅止于在有限的空间内，也就是在每一个侗寨尽可能实现多种生态系统的浓缩并存，而绝不实施纯粹人力控制的生态改性。这才使得已有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长期稳定延续。最后是人类利用的生物物种也能保持较高的兼容能力，能够与野生动植物长期和睦相安。黔东南侗族社区生物物种多样化高水平的延续，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当地侗族文化能动适应于所处生态系统的成果总汇。
此外，黔东南侗族地区“稻—鱼—鸭”的共生系统，其实质是建构起了人为湿地生态系统，在山区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没有堤坝的“水坝”， 每一丘稻田、每一个鱼塘都是一个微型水库，这将大气降水和水平降水截留在高海拔区位，以缓解中国珠江、长江下游旱季和缺雨年份淡水资源的短缺，同时削减暴雨时节的洪峰。依靠“稻—鱼—鸭”共生系统的水域系统，它能够直接拉平自然界水资源再生的波动幅度，将丰水季节的水资源转化为储存态的水资源，从而缓解对江河下游的洪水压力；在枯水季节又可以凭借储集态的水资源缓解江河中下游地区的供水短缺。这是一个以丰补歉的水资源配置对策，这是侗族用文化重构与文化惯力的手段能动拉平中国南方淡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自然格局，营建一个有利于高效利用淡水资源的多元文化互补的社会和谐体制，这不能不视为是侗族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