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金融网（www.coffinance.com）消息，随着疫情不见好转，哥伦比亚咖农的经济形势正在迅速恶化。6月，阿拉比卡咖啡的价格已跌至每磅0.9美元的极低点。早些时候，咖啡产量在4月份下降了28%，3月份下降了12%，2月份下降了9%，1月份下降了19%。精品咖啡种植者也面临着缺乏有经验的咖啡采摘者的困难。精品咖啡的咖啡豆是在最成熟的时候采摘的，但是由于没有专业的采摘人员，“留在树上的咖啡豆哦会过度成熟或掉落到地上，这抵消了为达到更高质量而付出的所有额外的劳动。”劳动力短缺的部分原因是疫情导致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边境关闭，这大大阻碍了委内瑞拉移民的流动。180万委内瑞拉移民居住在哥伦比亚，他们对哥伦比亚咖啡产业的贡献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哥伦比亚的咖啡采摘者中有90%是委内瑞拉人。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将会看到价格极低的可怕局面以前发生过。例如，201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阿拉比卡咖啡的价格是每磅1.55美元。2018年，该价格下跌了30%以上至每磅不到1美元。同样，2019年咖啡价格不到每磅1美元，而2011年为每磅3美元。这些市场波动给无数从事咖啡生产的哥伦比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系统性的变化。在哥伦比亚，超过55万家庭种植咖啡，96%的咖啡农场种植面积不超过5公顷，它们分布在877公顷的土地上。当价格波动时，受到严重影响的正是这些小农户。
目前哥伦比亚咖啡价格市场波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进程。在新自由主义开始之前，哥伦比亚的咖啡市场非常稳定和安全。这种稳定是通过两个主要机制实现的:国际咖啡组织（ICO)和国家咖啡联合会。首先，1962年ICO的成立导致了国际咖啡协定（ICA）的建立，通过该协定建立了配额制度。通过国际合作社，各国"通过向种植者提供资金、仓库和推广服务，从事高产和抗病咖啡品种的研发，管理咖啡加工和内部价格结构，以及扩建出口设施，努力保证咖啡的盈利能力。“第二，哥伦比亚通过扩大其国家咖啡联合会，使国际咖啡协定保证的咖啡价格进一步上涨。创建于1929的国家咖啡种植者联合会(FEDERACAFE)在功能上随着全球咖啡市场的稳定而扩大:它被允许向咖农收税(目前,税款占农民收入的15%),监督生产并制定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计划。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哥伦比亚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设立了国家咖啡基金，允许FEDERACAFE资助其项目。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式国家机构的痕迹被全力消除。这是“历史终结计划”的一部分，在该计划中，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实现Francis Fukuyama 所说的“结束人类意识形态演变并使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普遍化”。因此，ICA也受到了攻击，并通过“向非ICA签署国的非配额市场出售咖啡”而被推翻。随着ICA的最终崩溃，“生产国放弃了监管世界咖啡贸易的能力。美国和西欧的咖啡贸易商和烘焙商合并为少数几家大公司，它们储备大量的咖啡以增强他们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咖啡价格从1989年开始急剧下降。”跨国公司对咖啡市场的垄断导致咖啡种植者的收入减少：“咖啡种植者在1970年代平均获得了总收入的20％，而这一比例在1989年之后下降到了13％。消费国烘培商的总收入在这一时期期从53％增加到78％”。在哥伦比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咖啡产量从1990年的84万吨减少到2005年的682580吨。
在当代，哥伦比亚仍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中艰难前行。美国跨国公司星巴克在哥伦比亚咖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公司购买了40%的中美洲阿拉比卡咖啡，这对第二大阿拉比卡咖啡生产国哥伦比亚具有战略利益。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度结束后，“在咖啡销售链中，权力普遍从生产国转移到消费国”。Stefano Ponte说:“作为咖啡出口的组织者，种植者组织无法取代政府。“本地”出口商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金与国际贸易商竞争，现在要么消失，要么与国际贸易商结盟。总体趋势是烘焙商相对于其他参与者的地位有所加强。”
星巴克利用这种权力的转移，在与哥伦比亚咖农的阶级斗争中占了上风。在一个彻底解除管制的咖啡市场中，它过度剥削小咖农，以荒唐的低价购买咖啡豆，然后以稳定的零售价格出售成品咖啡。据《经济学人》报道，“尽管世界咖啡消费量自2011年以来年均增长2.2%，2018年达到1.636亿袋，但自2018年末以来，咖啡生豆的国际价格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咖啡烘焙商正享受着日益增长的利润，咖啡店也在全球蓬勃发展。2019年4月中旬，生阿拉比卡咖啡期货基准价格*至0.90美元/磅，而近年来欧美咖啡店中一杯现煮咖啡的价格不断上升，目前约为2美元。”
根据ICO的一份报告，哥伦比亚是53%的咖农处于亏损状态的13个国家之一（其他12个国家是巴西，喀麦隆，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哥伦比亚咖农的生产成本估计为每磅1.10美元，而售价却低于1美元。星巴克对咖农的迅速消亡视而不见，并忙于引进新的市场细分技术。雀巢向星巴克支付了72亿美元，获得了星巴克消费和食品服务产品的市场销售权。随着这项协议的签署，“星巴克继续从农民那里购买生咖啡豆，但雀巢会根据严格的星巴克许可和品牌规定来为消费者烘焙和分销咖啡，同时每年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这表明星巴克只对咖啡商品化和增加咖啡附加值感兴趣，而对帮助哥伦比亚贫困的农民不感兴趣。”
除了涉足国际咖啡市场，星巴克还在哥伦比亚拥有国内业务。2013年，星巴克宣布将通过“Alsea和Grupo Nutresa之间的战略合作”进入哥伦比亚零售市场。星巴克在国内市场的目标与在国际市场的目标有所不同。哥伦比亚国内的咖啡市场缺乏吸引力，因为哥伦比亚人喝的咖啡比其他拉丁美洲人少。哥伦比亚人均消费咖啡1.5公斤(3.3磅)，而“哥斯达黎加人均3.7公斤，巴西人均5公斤”。因此，哥伦比亚的咖啡经济完全是出口导向型，大部分咖啡出口到其他国家(例如，2018年，生产了1356万袋咖啡，其中1270万袋咖啡用于出口)。
星巴克没有将哥伦比亚国内市场用于经济目的，而是在政治上掩盖其过度剥削行为。例如，2017年星巴克与美洲开发银行(IDB)合作，向小农贷款项目投资了200万美元。2013年，它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投资150万美元。它还与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联合会合作，提供2000万棵咖啡树和其他技术支持。与星巴克45.2亿美元的年收入和老板Howard Schultz 34亿美元的净资产相比，星巴克赞助的200万美元或150万美元微不足道。此外，星巴克正试图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帮助，以便它可以安全地进入似乎可以否认的区域。它几乎没有在其运作的区域运用适应气候变化和缓解影响的技术。星巴克在Antioquia、Caldas、Quindío、Huila、Narino和Tolima等地设有分店。所有这些地区都在经历严重的气候变化。
在Caldas，“越来越不稳定和极端的天气条件，例如过多的降雨和更频繁的干旱，正在威胁着正在形成的生活方式。” Quindío山区“以每十年上升0.3°C的速度变暖”，这“对该地区的天气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咖啡的开花和结果周期，并增加了病虫害。”
在Huila地区,“人们已经发现,温度的上升，对水的需求增加以及降雨量的减少,这证明了Huila没有逃过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在一般情况下,Huila温度将上升大约2°C,降水量将下降67%,甚至某些年降水量2500毫米以上的区域将会消失。这些变化，加上自然植被覆盖的丧失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对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使Huila处于戒备状态。”在哥伦比亚的Narino平原，河水泛滥，把原本美丽的2000株阿拉比卡咖啡树变成了“被干热和严重干旱烧焦的沙漠地带”。在Tolima，“预计旱季和雨季之间的季节差异会扩大，年平均降雨量会有最小幅度的增长，雨季结束时将会有更高的降雨量”。
气候变化对星巴克运营地区有灾难性影响，与该公司自己不诚实的美好叙述相反。按照这种说法，“星巴克自2004年起就开始实施气候变化战略，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节能、合作和积极宣传。”2019年，哥伦比亚已经失去了4万公顷的咖啡种植面积，没有人确切知道这项“保护和合作”政策是如何实施的。此外，预计低海拔地区的30％的咖啡作物区将变得不适合种植，15％的咖啡生长地区的温度可能会升高3°C（使其不适合阿拉比卡咖啡种植），并且将咖啡向更高海拔的方向转移会扰乱各种生态系统。尽管存在这些气候变化的灾难，但星巴克仍以某种方式树立“资源积极型”的形象。
随着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剧，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糟。尽管星巴克将毫发无损地走出这场疫情，但星巴克的策略会使哥伦比亚的小咖农将进一步受到经济上的压迫。如前所述，星巴克的主要战略是利用哥伦比亚的咖农;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洲开发银行(IDB)的帮助下，通过“最低限度的战略”在政治上进行报道，并有效利用有关气候变化的夸夸其谈的言论来掩饰其自身的破坏性倾向。但这种策略不会持续太久。正如哥伦比亚参议员Enrique Escovar说的那样，“为我们的咖啡支付较高的价格，否则-上帝会保佑我们所有人-群众将成为一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军，将我们所有人带入大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军”的幽灵正笼罩着哥伦比亚。
